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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清朝与奥斯曼帝国 如果说，17—18世纪中国与早期近代欧洲国家的比较所彰显的，是清朝国家财政军事体制的脆弱性的话，那么，中国与欧洲之外的传统王朝尤其是奥斯曼帝国的比较所凸显的，则是清朝国家在维持其疆域完整性方面所展现的韧性。 清朝与奥斯曼帝国在王朝的创建和统治方面，有着根本的区别。首先，两者开疆扩土的原因不尽相同。奥斯曼军事贵族持续不断对外扩张和进攻，主要是出于他们对传播伊斯兰教的狂热；圣战的号召力比其他任何考量都更能打动这些突厥骑兵。当然也有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因素。一种典型的做法是把新征服的土地划成小块，分给统治精英以及士兵，成为世袭的或非世袭的授地，作为其收入来源，这种做法构成了对外扩张的强大动力；对土地的不断需求，迫使统治者持续地发动征服战争。因此，奥斯曼帝国的整个国家机器，包括其军事组织、内政机构、土地所有制和税收系统，都要服务于军事扩张的需求。对奥斯曼统治精英而言，通过圣战建立一个普世的哈里发国，是其世界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除非其征服行动受到气候、地理或运输条件的限制，否则征战将永不停息。然而，一旦扩张受阻，无法获取更多资源，那些为战争而设并依赖于战争的臃肿官僚体系和军事机器便会萎缩、崩坏。 相比之下，宗教因素并未在满人的征战过程中起驱动作用；17世纪40年代以后，尤其在17世纪末18世纪前期，清廷发动一系列战事，亦非出于经济原因。迁都北京之后，满人的主要目标是取代明朝，成为统治中国的正统王朝。因此，不能简单地把清朝与欧亚大陆历史上的军事帝国划上等号。对于后者来说，对外征战是其生存的基本形式；而对于迁都北京后的清朝来说，在华夏本土之外的边陲有限度地用兵，是应对其地缘安全危机的结果，在危机发生之前的近半个世纪，以及危机解决之后的一个半世纪，均未在内地各省之外寻求扩张版图。 此外，在内部治理方式上，清朝与奥斯曼帝国之间也存在实质性的区别。和清朝一样，奥斯曼帝国地域辽阔，人口多样，具有不同的族群和宗教背景。它允许境内的埃及、北非以及阿拉伯世界的绝大部分地区拥有高度的行政和财政自主，只满足于收取这些地方的年贡或当地包税人上交的固定数量的税额。而在帝国的核心地带，亦即巴尔干地区和安纳托利亚各省，中央政府则将最为肥沃的耕地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让耕种这些土地的农户直接向政府纳税，或由包税人经手。其他耕地则大多授给帝国的骑士，由骑士向其封地（即timars）上的农户收税，税金即作为其服役的报酬。但是到了17、18世纪，这些制度日渐衰退，其原因部分在于授地上的农户无法忍受高额税款而弃地逃亡，还有部分原因在于授地拥有者无力提供军事服务，地方豪强趁机而起，通过各种手段将授地占为己有,从事包税活动，将三分之二的税款净额纳入私囊。 相较之下，清朝统治下的内地各省，除少数旗地之外，绝大多数耕地皆归平民所有，由业主直接向官府交纳田赋，包税活动被明令禁止；加上政府采取措施力图消除税收中的各种舞弊行为，所以，朝廷始终能够将绝大部分税源有效控制在自己手里，从而确保国库岁入的稳定。而清朝与奥斯曼帝国的最大不同，则在于其维护各自疆域的能力。直至1911年覆灭为止，晚清政权均能保持对几乎所有边疆（包括满洲、内外蒙古、新疆和西藏）的控制，迥异于奥斯曼帝国之在18、19世纪先后失去其在巴尔干和北非的省份。晚清中国与奥斯曼帝国之所以在保守疆土上表现迥异，主要是因为各自独特的内部地缘政治关系。奥斯曼帝国最根本的弱项，是其境内人口构成的高度异质和分散；居住于土耳其腹地的1700万人口，仅占帝国总人口（至19世纪末为2100万）的57%。即使在腹地，其人口也根据族群、宗教的不同而分为不同的米列特（millets）。其中在巴尔干各省占多数的基督教人口一直试图从帝国分离出去，而欧洲列强也以保护当地基督教信众为借口进行干涉。作为帝国人口最为密集、经济上最先进的地区，巴尔干各省在18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的次第独立，给奥斯曼带来人口、经济和财源上的巨大损失。至于阿拉伯和非洲各省，对奥斯曼中央政权在财政和军事上的贡献一直微乎其微，因此相对于土耳其腹地，其重要性大打折扣；由于中央无力应对外患，加上对土耳其腹地之外各省治理无方、武断行事，也导致后者对帝国离心离德。埃及则从未有效地跟整个帝国结合到一起，因此自从17世纪末即处在实际独立的状态。而导致奥斯曼政府丢失阿拉伯各省最致命的一着，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跟德国和奥匈结盟，结果在1918年战败。整个奥斯曼帝国也随之解体，只剩下土耳其人的安纳托利亚腹地以及欧洲小块土地，在此基础上于1923年成立了土耳其共和国。 而清朝的优势，首在内地各省人口的高度同质，汉人在人口构成以及整个社会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不存在发生内部分裂的可能性。同时，尽管清朝中央允许边疆各地区在管理内部事务方面保留高度的自主权，但中央与边疆之间紧密的政治和宗教纽带，尤其是其在任免边疆行政和宗教领袖方面的掌控地位，以及它在边疆各要害地点长期驻扎军队等举措，均有效避免了后者寻求分离。 意识形态和政治认同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为什么中国和土耳其走上了不同建国路径。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土耳其人，在认定或重新界定所欲建立的政治实体时，困难重重，面对模糊不清、变幻不定的宗教的、帝国的或族群的边界，莫衷一是，甚至在为他们所欲创设的新国家取名时，也举棋不定。相比之下，20世纪初中国的政治精英可以清楚地界定他们所力图再造的国家，因为这个国家早已存在，亦即由清朝承袭自明朝，并且经过开疆拓土，至18世纪50年代已经定型的、包括内地各省和边疆各地区的“中国”。当然，这些精英中的最激进分子曾经一度号召建立一个排他的汉人共和国，不过，这一设想更多地是一种宣传策略，即以明末满人征服的历史来激起汉人的反满情绪，它很快便让位于革命党人的“五族共和”共识，辛亥后建立起来的民国即以此为立国的原则。因此，现代中国与土耳其的建国者之间对比分明。面对日益加剧的外来威胁，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和知识精英受民族主义的影响，一直寻求在各种不同的框架下打造政治认同，而最终胜出的却是凯末尔所提出的在土耳其建立一个土耳其人的疆域国家的想法。对于凯末尔来说，所谓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土耳其主义之类，皆属于“我们从未能够实现也无法实现的理念”而已。按照他的设想，建国运动应限于土耳其人生息繁衍的地区，亦即安纳托利亚腹地，凯末尔谓之“我们天然的和合法的界址”。而对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清朝原有的疆域之上建立一个共和国不仅可行，而且对于打造新生国家政权的合法性，还势在必行；毕竟，这个以“中国”为名的国家，已经长期稳定地存续，它只需加以再造，而非另起炉灶，加以发明。 结 论 以上讨论，对于我们重新认识19世纪以前的清朝国家的性质，到底有何启示？首先，我们可以把19世纪前的清朝国家排除在近代主权国家范畴之外；其自我定位与欧洲国家自17世纪以来在威斯特伐利亚体内所奉行的各主权政体一律平等的原则南辕北辙。尽管如此，在19世纪卷入欧洲中心的主权国家体系之前，清朝仍然显现出一些向主权国家发展的蛛丝马迹。尽管清朝将明朝的朝贡体制继承了下来，尽管这一体制对于维系其统治合法性非常重要，但是清朝并不热衷于增加朝贡国的数量及其觐见的次数。通过与俄国和中亚国家的交锋，以及一系列条约、协议的签订，清朝与相关的周边国家之间形成了稳定和明确的边界，从而跟世界历史上所有军事帝国之边疆一直处在伸缩状态而无稳定边界有根本不同。因此，清朝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算是介于传统军事帝国与近代主权国家这两极之间的一个“疆域国家”。所有这些，再加上清朝早已拥有一支正规的常备军、一个职业型文官队伍，以及一个高度集权的官僚体制，都使得清代中国至少在表面上已经具备了若干“早期近代”特征。所以，如果把19世纪以前的清代中国视作一个早期近代疆域国家，亦未尝不可。 但17、18世纪的中国，与同时代欧洲的财政军事国家相比有着根本的不同，因为列国竞争以及为满足战争需求所产生的扩张性财政机制和军事革命，在19世纪前的清代中国从未出现过。它也截然不同于欧亚大陆历史上的所有征服王朝，因为清朝完全以内地各省为依托，以满足其统治内地及边疆在财政上、政治上以及防御上的需求；一旦其需求得以满足，便对边陲用兵失去兴趣。因此，19世纪前的清朝国家，最好定义为一个建立在地缘政治和财政构造双重低度均衡基础上的早期近代疆域国家。这样一个国家，一旦与近代欧洲列强发生遭遇，将会无可避免地败阵下来，并且只有在仿效欧洲财政军事国家，实现军事革命和财政构造从低度均衡型向高度不均衡的扩张型转变之后，才有机会生存下来。但是另一方面，跟世界历史上所有的征服王朝相比，又会在朝向近代主权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展现出非同寻常的韧性，因为其存在并不以永无休止的征战以及由此所获得的财源为前提，只要它能借助其既有的经济规模巨大和纳税人口众多的优势，实现财政和军事体制的转型，便有能力维持自身的生存以及疆域的完整。现代中国的国家形成过程，因此并非为“帝国—民族国家”范式视作理所当然的从征服王朝或殖民帝国经过裂变向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而是从一个早期近代疆域国家向近代主权国家过渡的过程。至于对这一过程本身之具体演进的分析，则已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