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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遗产税逃税原因及路径分析 抗战时期遗产税得以开征，得益于政府的战时财政自救政策及舆论上的民族主义支持。就政府的征稽能力、社会时局及民众的税收观念而言，其条件并不成熟。虽然税局基本完成预算，但这样的成绩与政府的期望还有极大差距，财税官员对遗产税的征收成绩也并不满意。直接税负责人高秉坊说：“遗产税创设未久，人民认识不深，又鲜纳税习惯，而七年以来，每年税收虽有增加，但以中国幅员之广袤，人口之众多，百密一疏，逃漏自所难免。”在财政部的官方报道中也认为遗产税征收成绩不佳，“进度甚缓，距理想甚远”。作为一项从西方引入的新税目，遗产税逃税有其深层社会原因。1929年9月，甘末尔委员会《税收政策意见书》提出遗产税不适于中国固有习惯，其实符合实情。以常情而论，纳税人都有逃税避税的动机与可能，但此种动机是否能够实现，则视政府的税令法制及查征效力而定。 依学界和舆论估算，遗产税是直接税的主干税种，其征收成绩不应是仅居末座。马寅初指出，“中国人口为八千万户，按平均六十年新陈代谢一次，则每年应有缴纳遗产税之单位一百三十万人，而现时成绩，竟不过其千分之一左右，相去何啻天壤”。遗产代际相传，按年度死亡人口估计，税额惊人。税局实际所收，未及九牛一毛。1947年8月27日，《申报》在关于虞洽卿遗产税案的报道中评议说：“拥有四百多万人口的大上海，一天二十四小时中，每时每刻有人死亡，有人出生，根据市政府民政局的统计，每月人口的死亡数字至少也有一千六百余人，除去路毙与普通阶级不计外，假定全上海二十个殡仪馆，每家每天平均有一位拥有资产的主顾，一年也得有七千二百多位资产阶级死亡，这些死者都是直接税局稽征遗产税的良好对象。”按遗产税法，此时起征点为100万元，“有此资格者当不乏其人”。在税务机构眼中，人口的死亡却成为征税增收的契机。富商巨贾、名门望族更应是税务机构紧盯的对象。《申报》评论的言外之意，按人头征收遗产税可能难以实现，但不应对富商大户视而不见。否则，遗产税所宣扬的平均财富、分担税负的效应也难为公众感知。符合资格之人如此之多，所征税款却与之并不相符，逃税漏税是显而易见的。 在抗战时期，虽然舆论主要倾向于征收遗产税，但真正落实到具体纳税人身上，涉及真正利益分配与转移，纳税人的态度也会发生变化。到内战时期，民众缺少为国纳税的动力，更反对国民政府将税收用于内战军费。同时，在战争时局下，社会经济困难，民众的人身和财产权面临较大风险，纳税人的意愿更趋降低。落实到征税及纳税程序上，纳税人就会有意避税逃税。按遗产税条例及施行细则规定，遗产税报缴需按报告死亡信息及财产清册、财产调查及税额评估、决定及缴纳等程序进行，每一环节均有时间限制。纳税人在接正式纳税通知单后，需在一个月内完纳税款。如有不缴，税局可依规处罚或申请司法介入。纳税人如有异议，也有权申请覆决。在此过程中，纳税人最易逃税的环节是财产申报和拖延不交。相应而言，征税机构的最大困难是查核死亡及财产信息，其次是征收执行环节。以下从征税机构和纳税人两个方面予以分析。 （一）税务行政之漏卮 遗产税主要向富人征税，但家产家财，向为家族之秘。遗产税按申报制征收，但因纳税人意愿消极，主要靠税务机构稽查。财产的调查、评估事务繁杂，并非税局在其职权内可完全解决。高秉坊指出，遗产税征收面临的困难一是人口和财产缺乏精确统计，二是评价困难，评价委员会召集不易。纳税人因而伪造文书，提前转移或匿报财产。税局是否能够主动查征，精准评估，直接关系到征收的公平与效率。 其一，人口及户口登记问题。人口、户口登记及死亡情况登记是征收遗产税的前提条件。追溯人口及户口统计的制度流变，现代人口统计在民国初年就有进行。1912年，内务部举行全国人口普查，其结果在1916—1917年出版。此后虽有户口登记，但直至1928年，未再进行全国人口普查。国民政府曾多次进行户口和土地调查，但多为估值。抗战时期，内政部在1938年、1941年发布《户口统计》，1943年和1944年发布后方各省市户口统计，亦不完整，且缺乏即时更新。百姓姓名重名、假名极多，姓名与身份未能对应。在死亡方面，更缺乏系统的死亡登记与报告制度。侯杨方对民国时期中国人口死亡率进行研究，认为死亡率在2.5%—3.5%之间，非正常死亡率也相当高。以上情况说明，遗产税之发生极为普遍，但缺少统计使税务机构无法及时确定征税对象。 遗产税征收还涉及人口流动、国民财产分配及生命长短等关键统计指标。郭垣在论及直接税与统计关系时说，“恐为征税之缺乏根据与编制岁入预算之困，溯其原因则由于缺乏人口统计与财产状况调查耳”。财政部虽有预算，但缺乏实据，只是预估。遗产税以人之死亡为先决条件，而以财产为课税标的，“故为期税收准确与充裕，不能不举办人口统计与财产状况调查”。遗产税启动后，国民政府已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行政院在对遗产税的政策报告中指出，“户籍之彻底整理，实为严密课征遗产税之先决条件”。只是在抗战时期，战争及灾荒导致人口迁移频繁。商人是征收遗产税的重要对象，大量工商企业内迁。到抗战胜利后，人口及企业回迁，又因内战爆发，为逃避战乱不断迁移，都使户政及人口部门的统计增加了难度。 遗产税在财政部归属于直接税署掌管。在各省市，由各直接税局或分局负责。至于县乡层级，则设立有查征所。每一层级，几乎都会遭遇户口及财产统计的困难，而愈至于基层，调查愈为不易。1947年10月2日，税务员梁竞存所写湖南辰溪县查征所业务概况中有如下描述：“在辰溪这个知识水准低落，人民智识阻塞的地方，在什么死亡单位与财产的申报，有史以来根本没有人开过张，但逃税的方法着想得出许多巧妙的主意。”调查的困难在于，“此地人口素无清册可查，财产登记，更是从未开始，全无统计”。伪造债账，虚报丧费，隐报或低估价值更是常见。法令上的种种规定，到了基层根本无法落地。 其二，财产调查与统计问题。遗产税核算以遗产为标的，包括不动产和动产。依民间固有习惯，家族财产属不宣之秘，平时缺乏登记。继承人在呈报清册时，多有隐匿不报。税局登记查征、核算减免等事如无继承人配合，往往无从着手。行政院在调查中称，“中国之财产究有若干，以从未举办全面之财产登记，无法明了，遗产税案之动产部分，几全部漏税，不动产部分亦难以调查”。遗产之中，不动产有产权及契约权证登记，土地及房产管理部门尚可核查。动产如存款、现金、证券及金银等物，即使家人亦难尽知，税局查核更为不易。 各省在推行税政过程中，均遭遇财产统计困境。在云南省，遗产税开征后，昆明、个旧、宣威、保山等四区创办了遗产税评价委员会，但难以开展工作。滇西巨商严子珍在原籍大理喜洲逝世，遗有大量遗产。负责征稽工作的大理分局报告中称，“惟以我国民智低落，滇省尤甚，创立之始，自未能立即推行无阻，财产登记既未举办，户籍调查又不精确，调查稽征，惧感不易，彻底征收固仍有待也”。福建直接税局征收税务人员反映，遗产税征收的最大困难仍是继承人隐匿财产，纳税单位不易把握。上海直接税局局长楼国威在1946年6月4日受市参议会质询时称，“遗产税一项，颇难彻底办理，因通知申报者均不准确，故调查非常困难，尤以动产，更不易计算”。不仅本地统计困难，有的资产分散各地，信息沟通不便，也难以及时核算处理。继承人在填报财产清单时，很容易隐匿财产。如要避免漏税，基本上每个征税单位都需要细致核查。 （二）纳税人的逃税路径 在遗产税法颁行后，纳税人除可能消极纳税外，更可能未雨绸缪。高明者利用税法规定减免条款，可合法避税；胆大者则多方隐匿，以避免稽查。税务官员及学者于纳税人的逃税技巧已有归纳，以下分死亡前逃税与死亡后逃税两类述之。 其一，死亡前逃税。在遗产税正式开征之后，富豪之家可能预作准备，分散隐匿财产，避免政府查核。陈宗镇揭秘分析生前逃税有以下几法：故意生前赠与、预于生前析产、虚列债务及用费、国外存款及投资。其主要依据是遗产税暂行条例第十、十三、十四条。刘俊良亦将遗产税的逃税方法分为死亡前逃税和死亡后逃税两类，前者包括伪造负债证件、预先藏匿分析财产、转存外国银行、预设财产共同所有权、赠与财产、低价转卖与继承人、以堂名及子孙之名逃税等七种。邓启农分析生前逃税列有故意生前赠与、预于生前析产、虚列债务及用费、秘密向国外投资及存款数额数条。所列方法大同小异，基本上是生前将名下财产进行分散、隐匿或转移。生前赠与、生前析产、存转国外都是转移财产，虚列债务等属于财产隐匿。这些逃税方法与国民政府税务行政漏洞相对应。国民政府缺少户籍及财产统计，使得纳税人财产转移隐匿易于进行。 租界及外国银行是富人转移财产的重要去处。西方国家在华使领馆及租界管理机构掌控租界管理权，中国政府征税难以深入租界。在华外人依据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拒绝向中国政府缴税。同时，租界秩序相对稳定，华人官商在租界置业经商或生活极为普遍，财产亦集中于租界之内。至于现金、珠宝、债券、股票等流动资产，则多存放于外国银行。陈泰史分析说，“富有之家，以内地不靖，不能安居，又受大都市物质享乐之引诱，及其他种种影响，皆集中于沿海通商口岸及内地交通便利之大商埠，将其庞大之现款，存入外国银行”。宗质俊认为，“确信吾国富翁官僚军阀之存款于外籍银行者不在少数”。他还提到，中国富翁在汇丰银行定期存款一千万元以上者达一百五十余人。外国银行对中国政府的调查不予置理，政府欲查无门。即使在抗战后期收回租界主权之后，外国银行对中国的征税令亦置若罔闻。 其二，死亡后逃税。死亡前逃税主要由遗产被继承人实施，而死亡后逃税则由遗产继承人实施。刘俊良分析死亡后逃税主要包括隐匿不报、低价估值、伪造负债、伪报田地自耕等方法，“我国的遗产税，在这两种逃避的情形下，每年损失的税收不知有若干万元”。相应预防之法，对纳税人死亡前的应对需要加强人事户籍调查、统一姓名登记、严格财产登记、推行公证制度、健全税务组织等办法；对死亡后逃税应实行法令裁判、奖励告密、严密联络等办法。死亡后逃税方法与生前逃税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继承人也通过隐匿或转移财产逃避或减少税额。在死亡和财产申报环节，继承人采取拖延或充分利用遗产税法案中的减免条款，进行合理避税或逃税。 就舆论观察，纳税人死亡后能否逃税，也与纳税人及家族权势息息相关。《自由评论》刊文赞同征收遗产税和所得税，因其“都是从资产阶级或社会里之中上阶级抽取的，并不影响到小本营业及低薪人员”。但它也担心，“大资本家长袖善舞，规避课税之术正多。然兴办此种税收，正宜以此种人为最首要之对象，各机关服务人员薪俸检查至易，此类人所纳之税率应力求其合理”。这一现象是实际存在的。遗产税征收的主要对象是富贵之家，恰是这一阶层，享有更多的特权，“吾国有钱阶级，常是有特殊势力及地位之人，于遗产税之税源调查时，亦将感同一之困难”。此类人群既善隐藏财产，也易于与官员勾通合谋。除开一般公务人员，如将官绅之家与商人之家相比较，可以发现税局的重点仍是商人。被列入查征名单的商人可能部分逃税，但在官绅之家，则更有可能是整体逃税。 在遗产税征收中，税务人员与纳税人勾结的情况并不少见。遗产税征收人员多来自财政部举办的直接税训练班，在早期风评尚好，但在1942年之后，大量未经考训人员加入，税风明显恶化。在陕西宝鸡税局，“贪污舞弊，敲诈勒索之风盛行”。在安徽，“税务人员营私舞弊，花样翻新”，在遗产税申报调查时降低遗产总额，减轻税收。1945年6月，浙江温岭直接税分局税助员周明私收林杏梅户遗产税16万元，侵吞14万元。征收人员借评估查征之权贪污谋私，造成大量税款流失。 在遗产税的征纳对垒中，税政部门虽处于强势地位，但继承人也有“弱者的武器”，最终结果取决于财产调查与查征的力度。实在避无可避，纳税人也会借故拖延不纳，这一点大多讨论者都未提及。税局在征税过程中发现拖延纳税的严重性，进而采取司法手段追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