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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术与政治结合：民国学者研究锦衣卫的现实影射 “新史学”批评传统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和“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受其影响，民国学者开始超越朝廷（政府）而心系国家（人民），不再只叙述“陈迹”而不理睬“今务”，于是在研究锦衣卫历史时，将陈迹与今务相结合，通过对明代锦衣卫罪恶的控诉来影射民国党的特务政治。民国史学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出现了将学术与政治结合的倾向，但这种倾向是超越旧式的王朝政治，而面向天下和人民。 将明代锦衣卫和东西厂定性为特务机构，是民国学者受到苏联特务机构“契卡”影响的结果。孙中山在苏联支持下改组了国民党。民国党在发展过程中，也受到苏联特务机关契卡的影响，形成了中统和军统等特务系统。1927年，《新国家》杂志在翻译浦普夫的《锦衣其卡员》一章时，将苏联特务机关契卡高官翻译成“锦衣其卡员”，前面加上“锦衣”二字，表明译者觉得“契卡”就像是明代锦衣卫那种性质的机构。此后，民国学者均将锦衣卫视为特务机构。1934年吴晗在《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一文中研究锦衣卫时，尚未使用“特务组织”的概念，然而，到了1944年，吴晗又将他的旧文改了个题目，直接称锦衣卫和东西厂是“明代的特务组织”。之所以如此处理，实际上就是为了影射国民党利用特务达到强化统治目的的行径。就在该文重新发表的前一年，即1943年7月，吴晗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开始投身各种反蒋活动，对国民政府的批评日益激烈，于是利用旧文新发的机会，将锦衣卫直接标上“特务组织”，以讽刺国民党的中统与军统。除了上述文章外，武伯伦发表了《朱明政府的特务政治》一文，文中对锦衣卫作了负面评价，也有影射现实之用意。 民国学者通过全盘否定明代锦衣卫制度，来表达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影射国民党政权的特务机关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丁易认为明代锦衣卫等特务机构的肆虏，是皇帝成为“独夫”的必然结果。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明代帝王是特务头子，司礼监就是这特务头子的参谋总部，东西厂是和它二位一体，派出去的特务宦官也和它一鼻孔出气，锦衣卫又和东厂分不开，而司礼监太监又是全国政治最高指挥者的‘真宰相’，所以明代政治就是这么彻头彻尾的特务化了。”这里称明代帝王是特务头子，暗中讽刺蒋介石也是这样的角色。丁易上述两篇论文发表的刊物都是《中华论坛》。该杂志的主编是章伯钧，此人于19世纪20年代在德国柏林大学留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成为民盟副主席。该刊物显然属于民盟的阵地。民盟对于国民党的专制与独裁，特别是利用特务组织军统和中统进行侦伺和迫害十分不满，因此发表丁易的论文以讽刺和影射国民党纵容特务的行为。丁易的专著《明代特务政治》的写作目的，就是借历史来影射和痛斥国民党利用特务机构镇压民主运动的勾当。由于该书研究比较深入，态度尚为严谨，因此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问世以来，反复再版，直至今天，仍在印刷。 姚雪垠发表《明初的锦衣卫》的用意，也是以锦衣卫影射民国党的特务机构。他通过李贵和石大用的模范榜样，鼓励人们“与特务作斗争”，甚至专门详写了王竑打死马顺时那“反特务的斗争的一幕”。他在另一篇文章中，特设专题讲述了“汪直的失败”，也是鼓励大家与特务作斗争。姚雪垠抨击锦衣卫，最终的锋芒则是直指皇帝。他说：“明朝的真正的大特务头子是独裁皇帝，他们才是“厂卫”的主人。”他称：“君主独裁政治又向上发展了一步，‘宫’和‘府’发生了矛盾或对立形势，而皇帝在全国臣民中越发的成为‘独夫’了。”当时，中共已经把蒋介石当作独夫民贼，因此，作为进步作家的姚雪垠的观点，显然有暗批蒋介石的意图。 由于将明代的锦衣卫暗谕蒋介石的军统和中统，因此民国时的进步学者，都特别希望通过论证锦衣卫的无效和失败，来证明军统和中统必然失败。杨震川指出：虽然明帝希望借用锦衣卫等特务组织来维护统治，但光靠严刑峻法，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乱子一代一代的种下去，虽厉法治又何益!”明朝最后的结局是“三百年的大好基业，到底是断送了!”。姚雪垠在《刘瑾与钱宁》一文中，重点分析了刘瑾失败的原因与影响。他在《明代特务重心的移转》一文中，通过汪直的失败来暗示军统中统的失败。张金奎指出：“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急于建立一党专制，大肆推行白色恐怖统治，特务机构大行其道，对文化界和知识分子尤其‘重点关注’，李公朴、闻一多等民主战士先后遇害。因而这一时期的学术文章大多带有影射现实政治的意味。”在此背景下，学者们的反抗情绪被激发出来，他们愤然痛斥：“特务政治同时也就是贪污政治，在封建性的皇朝中绝无例外。”“特务政治同时也就是流氓政治或土匪政治，任何卑劣和残暴的手段都用得出来。”弦外之音，不言自明。 值得一提的是，民国史家对锦衣卫所作的恐怖渲染和罪恶揭露，类似明代野史《锦衣志》和《万历野获编·禁卫》的旨趣。古代的野史是相对于国史而存在的，某种意义上具有反权威、反专制的特点。而民国学者受“新史学”反专制思潮的影响，声讨作为皇帝爪牙的锦衣卫，无意中与古代野史反权威、反专制的取向暗合。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的野史，经过民国近代史学的洗礼，具有了某种近代意义。与此相应，民国锦衣卫研究实际上采取了通过明代野史以重构近代新史的特殊路径。 当然，由于这一倾向，使得民国在研究明代锦衣卫制度上，出现了某些偏差，一是将多重功能的锦衣卫简化为单一的特务机构；二是将特务及其制度扩大化。丁易将整个宦官都视为特务，如将管理皇庄的宦官视为经济特务，不免有泛化之嫌。 六、结语 在关于明代锦衣卫的研究上，民国时期的史学研究呈现了从传统叙事向近代分析、从赞颂帝制向反对帝制的转型过程。明代史籍对锦衣卫的记载，从《明实录》到《明会典》，从《锦衣志》到《万历野获编》，虽然应用了编年、典制、私史和笔记体的不同体裁，但叙事的性质则完全相同；对锦衣卫历史的叙述，官史多从正面予以陈述，私史和笔记（二者皆为野史）虽有对其残暴一面的喧染，但同样未从本质上加以否定。民国时期，在锦衣卫的研究上，无论外在形式（体裁）还是内在性质，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外在形式上，在探讨明代锦衣卫时，出现了吴晗、姚雪垠等人为代表的研究论文，丁易的《明代特务政治》章节体专著，以及孟森等人的教科书和讲义；内在性质上，民国学者在研究明代锦衣卫等特务机构时，一反明代史书正面陈述锦衣卫职能的做法，将它定性为特务机构，进行负面的评价，呈现其分析史学的特征，其背后的学术取径，则隐含着反对帝王将相的“新史学”对维护专制主义的旧史学进行否定的实践路线。与明代史籍在记载锦衣卫历史时以叙事为基本特征不同，民国史学工作者在研究锦衣卫历史时应用了理论分析的新方法，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层层剥离锦衣卫外面笼罩的神性面纱，直击其作为特务职能和统治工具的本质属性。与明代官史与私史在记载锦衣卫时呈现的具体差异一样，民国学者在研究锦衣卫时也呈现出一些风格上的不同。如吴晗的研究更学术化一些，丁易的研究相对情绪化一些，姚雪垠的研究常用讲故事的方式进行，同时也夹杂喟叹和评论，显然与其文学家身份有关。民国关于锦衣卫的研究，除了受到近代史学的根本影响外，也与对传统史学的借鉴有关。在传统史学中，官史（国史）与私史（野史），虽然同属一大体系中，但又各自形成不同的小系统。官史对本朝的历史往往从正面描述和赞颂，而私史则常常从负面发掘阴私和猎奇寻幽。通过上述研究，可以发现，民国学者在将锦衣卫定性为特务机构的同时，竭力地进行批判与否定，选用的史实和表达的情绪，都与明代的野史（《锦衣志》和《万历野获编》）有某种相似之处。这似乎证明，在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史学的近代转型，不仅受到来自西方分析史学的影响，同时也受惠于一体多样的传统史学中某些养份的滋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