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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史源考索与批评史的改写 引入史源学精神研究史学批评，意义何在？一是可以确定一种观点或论述的早期提出者是谁，进而在思想编年上给它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位；二是梳理思想的缘起与流变，传播与接受，可对思想做历史的考察；三是在史源考辨中，发现思想生成中某些有意义的细节，藉此探寻史学之演进与嬗变。将这三点认识贯穿于研究的始终，中国史学批评史撰述当有新的创获。 史学批评研究从不回避有争议的问题。陈寿“索米”作史之说，流传广远。刘知幾叱责史家曲笔时，已将之作为重点批判的对象，说：“班固受金而始书，陈寿借米而方传。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此后，“索米”说渐次流传，至宋朝时已成为人们评论陈寿及其《三国志》时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尽管还有晁公武对此表示怀疑，认为陈寿“求丁氏之米不获，不立仪、廙传之类，亦未必然也”。但陈振孙已然接受了“乞米作佳传，以私憾毁诸葛亮父子，难乎免物议矣”的说法。此后，“索米”说有愈演愈烈之势。降至清代，陆次云尖刻地讽刺陈寿索米如同魏收纳金一样，“遗臭千秋”。虽然朱彝尊、潘眉、王鸣盛等人竭力为陈寿翻案，无奈“索米”之说久已深入人们脑际。施闰章即说陈寿“索米见诋，抑又甚焉”。牛运震干脆说：“寿以索米不遂，不为二丁立传……皆实事，不必托或云，致涉传疑之辞。”面对如此呶呶不休的争议，人们不禁要追问：“索米”说究竟从何而起？考寻历代诸家所说，语焉不详者随声附和，可以勿论。偶有言明者，则以唐初所修《晋书》的记载为史源。且看《晋书》是怎样写的：“或云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尽管“索米”说在南北朝时期已经出现，但唐初史官对此事的可信度是拿捏不准的，冠以“或云”二字，显系传闻之词。陈寿“索米”不过是一种捕风捉影的疑辞罢了。这倒也印证了人们对于《晋书》一贯的看法：“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但“索米”说却在传播过程中，不断被征引和强化，几乎成为一种常识，被用来怀疑甚至诋毁、丑化一代良史。在这个过程中，史学家追求信史、憎恶曲笔的心理，可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书目提要是人们研究史学批评史常用的一类史料。运用史源学的方法加以考察，往往会有意外的收获。周中孚所著《郑堂读书记》是一部享有盛名的清代私人书目提要。提要中的一些评论性文字常被人们援引，用以品评四部典籍。问题在于，《郑堂读书记》中有不少没有注明出处、表面看上去属于周中孚的评论，实非周氏原创。比如《郑堂读书记》关于《资治通鉴》的提要云： 君实名德笃学，所引以自助者，若刘贡父攽、刘道原恕、范淳父祖禹，又极天下之选，故能成此巨编，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洵不愧资治之称。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 这段话讲得颇有水准，却是抄自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至于本条提要中评论胡三省及其史注“诚《通鉴》之功臣，史学之渊薮矣”，也源于《十七史商榷》。这种情况并非偶然。《郑堂读书记》有关《金史》的评论有这样一段文字：“按《金史》原有成书，修史时又参以刘京叔《归潜志》、元遗山《野史》，故文笔最简洁。然亦有过于简略者”云云，“至其书法之直笔，则有可取者。凡本朝人修前代史，其于前代与本朝交涉者，必多回护，乃元人修《金史》，如《完颜陈和尚传》叙大昌原之战，陈和尚以骑四百破元兵八千，《杨沃衍传》野猪岭德安寨之战，力破元兵，《禹显传》扼龙猪斧（‘斧’当作‘谷’——引者）攻元兵，获元帅韩光国等，皆直叙不讳，此犹存古法也。”提要中加了一个“按”字，看似周氏见解，实则语出赵翼的《陔余丛考》。倘若不察史源，将赵翼的评论视为周中孚的心得，不仅于事实不符，于赵翼不公，而且以此构建清朝嘉道年间的史学批评史，岂非大谬！史实已成问题，又遑论思想和见解呢。 更有甚者，周中孚撰《南汉书》提要虽主要是抄撮梁廷楠的自序而成，但他为了表达自己的汉学倾向，不惜与梁廷楠的原意发生偏离。梁廷楠的原话是： 欲从久远残缺之余捃拾网罗，挂漏诚不能保。自兹以往，当以续得更为补编，使其事实燎然，共知兴霸之由与败亡之故，著千古炯戒，不独资考证、广异闻已也。 梁廷楠坦陈史料搜集难免挂漏，但他作史的旨趣“不独资考证、广异闻”，而是要“共知兴霸之由与败亡之故，著千古炯戒”。结果周中孚偏偏夸赞《南汉书》“捃拾网罗，绝少挂漏，足以资考证而广异闻”，至于梁廷楠真正关心的兴衰之故和历史鉴戒，却只字不提。若非追溯史源，不易发现周中孚这个关键的改动——学术立场在史源采择上留下的一道深深的划痕。举此一例，当可引起研究者的警惕之心。通过史源考索，只要证据充分，批评史不妨改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