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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考索走向独断 “考索之功”之于史学批评的重要性已如上述，然而我们又须清醒地认识到，事物总有正反两面。倘若一味推崇“考索之功”，却可能掉进知识的“陷阱”，不自觉地流于琐碎与窒碍。事实已经证明，“考索之功”并不能解决史学批评研究必然遭遇的全部问题。一个证据，就是有关《史记》的评价。王允说《史记》不过是一部“谤书”，而裴松之又为司马迁辩解：“不隐孝武之失，直书其事耳，何谤之有乎？”宋人沈括则另有考虑，认为所谓“谤”，“正是迁之微意”。此类问题，就不是“考索之功”所能回答的了。“考索之功”解决了史学批评“是什么”的问题，它能呈现出批评家围绕哪些问题展开过怎样的评论、商榷或者论争，甚至批评史上一些不易知晓的细节，但却无法理解和评估“为什么”这样批评、这种批评“怎么样”。当它面对宏观架构与理论问题时，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进而言之，“批评”本身只是一种表象，而在“批评”的背后往往隐藏着认识的分歧、立场的差异、观念的对立。说到底，史学批评是有关史学的思想表达与学术诉求，最终将指向史学理论。这才是史学批评史的学术灵魂之所系。它要靠研究者赋予，而唯有具“独断之学”者才能担负起这样的使命。东晋葛洪关于《史记》有一段名论：“司马迁发愤作《史记》百三十篇，先达称为良史之才。其以伯夷居列传之首，以为善而无报也；为《项羽本纪》，以踞高位者非关有德也。”刘知幾对此不以为然，反驳道：“迁之驰骛今古，上下数千载，春秋已往，得其遗事者，盖唯首阳之二子而已。然适使夷、齐生于秦代，死于汉日，而乃升之传首，庸谓有情。今者考其先后，随而编次，斯则理之恒也，乌可怪乎？……又迁之纰缪，其流甚多。夫陈胜之为世家，既云无据；项羽之称本纪，何必有凭。必谓遭彼腐刑，怨刺孝武，故书违凡例，志存激切。”那么，如何看待葛洪揣测司马迁、刘知幾又批评葛洪这一连锁反应，就成为史学批评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二十余年前，瞿林东撰写《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对此事的评论堪称“独断之学”的典范：“葛洪之说，并非全无根据。一则司马迁‘发愤’著史，在《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都有明言。二则《史记·伯夷列传》中，司马迁针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说法，确实讲过‘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但是，葛洪把这二者直接联系起来，以寓‘善而无报’之意以自喻，那无疑是曲解了从而也贬低了司马迁著史的崇高目标。刘知幾从客观历史和史书编次两个方面批评葛洪，所驳甚是。至于刘知幾批评葛洪所谓‘项羽列于本纪，以为居高位者非关有德也’的说法，可谓是非参半。所谓是者，刘知幾认为司马迁并不是以此来‘怨刺’汉武帝。所谓非者，刘知幾认为司马迁以项羽列为本纪，正是他的‘纰缪’之一，又‘何必有凭’呢。这是他拘于史例而不察司马迁著述之深意所致。”这样写出来的史学批评史，不是批评事件的简单编年或资料的随意堆积，也不是浮光掠影地发一些隔靴搔痒的评论，而是既明辨是非，又分析缘由，掘发出“批评”的隐曲与意蕴，做到了“批评之批评”。 要之，史之为学，立足于考索，又以独断为归宿。在这个问题上，史学批评也不能例外。“独断之学”排斥人云亦云，摒弃耳食之论。当然，独断不是武断，也不是偏执，更不是骄矜。还是章学诚说得好，它是高明者的“别识心裁”，是以史家之才情与学识去裁量和审视那些进入了历史语境的人与事、情与思。 （注释略） 作者简介：刘开军，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