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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门史性质的全球史学史 专门史性质的全球史学史就是指历史学的某一特定主题、某一分支学科或某一特定研究领域的全球学术发展史，例如：对关于亚洲各民族历史写作的研究，世界史编撰本身的全球史学史，或者经济史的全球史学史，等等。 在此类著作中，首先要提到的就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四卷本《关于亚洲各民族的历史写作》（1961），四卷分别致力于对东亚（中国和日本）、东南亚、中东（近东和中东）和南亚（印度、巴基斯坦和锡兰）的历史学家及其学术成就的研究。1956—1958年，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举行了一系列研究会议，考察和评价关于亚洲各民族历史写作的历程和特点，因其主题庞大，为了便于管理、推进，采用了按地区分析的方法，依次对南亚、东南亚、近东、中东和远东进行考察；从历史的深度来看，每个地区的调查都从早期帝国时期和文化时期延伸到西方统治时代和民族解放运动时期，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西方和亚洲文献中的历史写作均成为分析对象。这些会议汇集了来自亚洲和西方的研究权威，并使他们更加敏锐地意识到过去作家的潜在假设、偏好和偏见，以及他们自己作为历史学家的立场。这些持续进行的研究具有很高的价值，因为它们是在历史学家试图重写亚洲历史，以及亚洲和西方人民正在调整他们关系的时候发生的。鉴于提交给会议的论文具有内在和比较的价值，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为其提供资金结集出版。(54) 贯穿这套四卷本的关键词是“历史学家”（Historians），每卷在内容上划分为本土写作（indigenous writings）和西方写作（western writings）两部分。以《东南亚历史学家》卷为例。其本土写作的部分包括：爪哇史学；来自苏门答腊和马来亚的马来纪事；望加锡人—布吉人的史学的若干方面；穆斯林神秘主义者与历史写作；缅甸编年史的性质；现代印度尼西亚史学评论；缅甸现代历史写作（1724—I942）；现代越南史学，等等。其西方写作的部分包括：关于东南亚史前史的一些著作；关于印度尼西亚的历史书写（早期）；克罗姆教授（Professor Krom）的著作；16世纪和17世纪葡萄牙关于东南亚历史写作的若干方面；西班牙关于菲律宾历史写作的若干方面；荷兰关于东南亚殖民活动的历史著作（特别是16世纪和17世纪的土著民族）；荷兰对18世纪和19世纪殖民活动史学的贡献；法国史学与殖民地越南的演变；印度群岛的英国历史学家（克劳弗德[Crawfurd]与圣约翰）；书写缅甸历史的英国作家（从达林普尔[Dalrymple]到贝菲尔德[Bayfield]）；两位军官（soldier-administrator）史学家（亚瑟·费尔[Arthur Phayre]和亨利·尤尔[Henry Yule]）；美国对东南亚的历史写作；东南亚中心史观（South East Asia-centric Conception of History）在东南亚大陆的应用，等等。(55)四卷本《关于亚洲各民族的历史写作》在西方学界获得的评价非常之高。在巴勒克拉夫1978年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四章《历史学的新领域》第四节《亚洲历史学的当代趋势》中，这套书是主要的参考资料之一。(56)2011年丹尼尔·伍尔夫在《牛津历史著作史》的前言中指出：这套书明显领先于其时代，历史写作史在当时还被顽固地理解为一种欧洲类型的历史，四卷本中的许多单篇论文至今仍被引用。(57) 本尼迪克特·斯图奇蒂和埃克哈特·福克斯主编的《书写世界历史：1800—2000年》（2003），(58)和前述两人主编的《跨文化边界：全球视野中的史学》一样，都源自伦敦德国历史研究所（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London）在2000年春季举办的国际会议，其撰稿人都是积极参与撰写世界史的历史学家。该书编者指出，在19世纪，历史书写的全球途径被放弃了，历史作为一门学术性学科在19世纪的发展，导致其主题在地理范围上的缩窄，欧洲历史被提升到世界历史的水平。(59)现代性、现代历史学科和“欧洲中心论”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当历史学在19世纪的专业化过程中开始走向碎片化时，普遍方法已经丢失了，除了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卡尔·李特尔（Carl Ritter）的工作可能是个例外，非欧洲历史都成为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美国学、东方学研究等其他学科的领域。(60)该书以德国的情况为例对“欧洲中心论”的顽固性做出分析：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世界史本身在德国史学中扮演了次要的角色，早期的世界史著作，依据的是启蒙运动的普遍主义传统和康德的历史哲学，而在19世纪，除了兰克的七卷《世界史》（1880—1886），世界史是在历史学术领域之外被人们撰写的，在这些著作中，世界史并不意味着人类的普遍历史，而是嵌入国家的耕种民族（cultivated peoples）的历史；到1900年左右，专业历史学家开始转向世界史。(61)然而，20世纪初期专业历史学家的世界史比以往的世界史著作更加狭隘，因为他们假设的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普遍传播，他们不仅像兰克所做的那样将世界史限定在欧洲文化民族的历史之中，而且还把德国移到人类历史的中心；对于兰克来说，德国历史是欧洲历史的一部分，而谢弗（  ）则把德国民族置于人类文明的顶峰。(62)对20世纪德国世界史的回顾可以表明，从兰克时代直到20世纪70年代，“欧洲中心论”的图景几乎没有变化。(63)另一方面，该书也指出：西方和非西方的史学在过去50年中，对世界历史的写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较的观点被人们越来越多地采用，这个迄今为止主要掌握在欧洲历史学家手中的领域目前正在被美国学者主导。(64)本尼迪克特·斯图奇蒂和埃克哈特·福克斯提出，当土著传统是根据他们的独立性而非仅仅是他们与西方思想的关系被考察时，跨文化史学交流与传递的机会和限制可以更好地得到研究；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看，该书提供了对过去200年世界史的历史传统的分析，进一步展示了不同的世界观，以及在美国、法国、英国、俄国、德国、非洲、印度、中国和日本等不同地理区域内的“边缘”和“中心”之间的关系。(65)鉴于该书的作者来自美国、欧洲和非欧洲的大学，虽然在历史分期、西方和非西方的方法之间的平衡以及全球史与国家史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上还存在分歧，但这部合集涵盖了可以进一步研究的广泛主题和问题。(66) 弗朗西斯科·博尔多西奥尼和帕特·哈德森主编的《劳特利奇全球经济史手册》（2016）是一本全球经济史学史著作，它记录并解释了经济史作为一个全球学科从19世纪晚期至今的发展。该书探索不同学派和思想传统的规范性和相对性，不仅考察了当前西方范式的方法，还考察了其他社会和不同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下人们所构想的那些方法。手册汇集了相关的国际知名学者对全球文化和知识传统的系统性处理，其中许多内容是第一次用英语思考、撰写，这些章节探索了主导思想和史学趋势，并使其具有批判性的跨国视角。著名的全球史学家帕特里克·K.奥布莱恩（Patrick K.O’Brien）在推荐词中写道：在所有代表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的科目中，经济史几乎没有经历过全球转折的困难或阻力，这本文集汇集了一批来自不同民族传统的学者，告诉我们这个领域是如何演变成我们这个时代的普遍学科。(67) 在开篇的《全球经济史：走向解释的转向》一文中，弗朗西斯科·博尔多西奥尼和帕特·哈德森指出，这本手册不同于传统的全球史论文集，它的目的是对在世界不同地区出现的经济史的不同思想、框架和方法论进行共同的记录、评估并使其相对化，该手册的这一具体目的，以及对经济史和社会史的关注，使其成为此前和目前一些研究项目的补充，例如《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牛津历史著作史》，等等。在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边界上对一门学科自身的全球史的认识，不仅突出了某些框架的缺点和某些方法的无前途性，而且突出了隐藏在文献中的潜力，因为语言、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障碍与偏见，这些文献此前很少被人们考察。(68)该手册关注六个核心问题。社会科学与统计运动的产生背景；国家形成：国家和民族主义历史，意识形态，工具主义和相关的政策要求；对跨国和跨政治影响的开放性，以及反之而言的内部政治和智力压制的程度；关于知识和学术发展（过去和现在）的国家支持和国家政策，以及资金需求；与教育、科学和知识探究相关的制度因素；过去和当代全球化的影响。手册的章节结构则从20世纪晚期世界体系的“核心”地区向“边缘”地区扩散，即从盎格鲁经济圈开始，扩展到东欧、中东、印度、中国、日本、中南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特别是西部和南部）。(69)此类全球经济史学史著作还包括文森特·巴内特主编的《劳特利奇全球经济思想史手册》（2015），(70)两本手册的编纂思路有相似之处，此处不再赘述。 专门史性质的全球史学史著作，体现了研究领域和学科划分的不断细化。当各种具体研究领域和分支学科都在挖掘自身知识体系的时候，这种专门化一方面扩展了人们对全球史学史内容与范围的总体理解，另一方面也能够从体裁、体例等角度推动历史编纂学的进一步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