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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唯物史观是夏鼐考古学研究和工作的指导思想。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期，夏鼐的思想经历了从“洞察当前的社会”中国近代史研究到“以考古经世”考古学研究的思想转变。留学英国期间，夏鼐积极吸收以柴尔德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在古代埃及学和中国史前考古学中，夏鼐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提出了文化系统说，呈现了人类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多样化文化格局，形成了自己的考古学思想。史语所时期夏鼐的考古学研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然而为夏鼐成长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夏鼐；唯物史观；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学文化；文化系统说； 作者简介：刘春强，聊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聊城大学科研基金项目“青年夏鼐的学术思想转变研究”（项目编号：321021902）。 夏鼐（1910—1985年）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为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胡乔木评价夏鼐“是当代中国考古学人才的主要培育者、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考古学严谨学风的主要缔造者”。[1]唯物史观是夏鼐考古学研究和工作的指导思想。王仲殊、王世民、姜波等学者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夏鼐努力运用唯物史观指导考古学；[2]高翔将夏鼐与郭沫若、胡绳、侯外庐、范文澜等历史学家称为“宣传和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服务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3]学界对夏鼐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认识，多依据新中国成立后的史实。事实上，夏鼐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是其民国时期长期学术研究的延续和发展。此一问题学界以往虽有关注，仍有尚待开掘的空间，[4]具有较高的学术和思想价值。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期，是夏鼐考古学思想形成时期（1934年到1949年）[5]，这一时期的考古学研究为新中国成立后建构马克思主义考古学体系奠定了基础，在其学术思想发展中具有关键地位。本文依托《夏鼐日记》和夏鼐的中英文论著等为主要史料，以史语所时期夏鼐的考古学研究为研究对象，以唯物史观的运用为线索，探究唯物史观在夏鼐经世思想转变中的地位、夏鼐对考古学文化的传播和发展的贡献以及其如何运用唯物史观进行考古学研究等问题，一方面可以助益夏鼐学术思想的认识，另一方面有助于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建构的历史考察。 一、从“剖析当前的社会”到“以考古经世”：唯物史观与夏鼐的思想转变 夏鼐出生于一个温州商人家庭，时代变迁、家庭环境及地域文化，孕育了其经世致用之思想。[6]夏鼐曾立志以学术报国的方式，从事“剖析当前的社会”的“十字街头”事业[7]，实现“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8]夏鼐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求学时期，正是中国社会史论战进行的如火如荼之时，马克思主义学说成为夏鼐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 从1930年到1934年留学出国前，夏鼐日记所显示的阅读书目、期刊近280种，其中社会科学类尤其关于社会主义性质的书籍占了很大比例。夏鼐曾阅读过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拉斯基、列宁等革命家的著作，比如马克思《共产党宣言》及《资本论》、恩格斯《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之起源》和《反杜林论》、拉斯基《共产主义论》、列宁的《帝国主义》和《国家与革命》、斯大林《列宁主义》等。这些阅读书目，基本反映了夏鼐对于社会主义思想的兴趣。 唯物史观形塑了夏鼐的学术立场、政治思想以及研究路径。第一，唯物史观培养了夏鼐学术立场。夏鼐的日记记录了大量学术评论，彰显了他的唯物立场。在批评张东荪的学说时，夏鼐言：“张东荪的唯心论哲学，自然以唯物论的立场去批评为最宜，这立场一站稳，批评自易见出色。”[9]他还认为潘光旦在“支配阶级还是封建式的地主”的中国提倡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优生学，是在“维护旧有的门阀制”，“保守性质更是显著”，可谓“新时代的怪物”。[10]夏鼐关于潘光旦及其优生学的定性可以再讨论，但他自觉运用阶级观点分析社会现象和学说的方法则反映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积极态度。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观念影响了夏鼐的政治思想。在中国社会史论战背景下，夏鼐批判了奥本海末尔的“外来民族征服说”，坚定地认为中国社会具有内在演变和自我革新能力，甚至“革命仍是这突变所未可免的手段”。[11]夏鼐认为，国民政府政府已经腐朽不堪，成为“社会前进的障碍物”，挽救中国的方式只有“社会革命”。[12] 第三，唯物史观建构了夏鼐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社会史路径。受唯物史观史学影响[13]，夏鼐认为，考据一统天下的局面是史学界“嗜古成癖”的畸形发展，中国近代史研究才是中国史学发展的未来方向，并以此实现自己的学术抱负。[14]考据史学的史料考证固然重要，但“考据并不是史学的最终的目的”，[15]史学研究要体现系统性。[16]夏鼐认为，真正的历史研究一定要以历史哲学为灵魂。[17]那么，研究历史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历史哲学呢？夏鼐认为唯物史观在阐释社会内部演变问题上具有较强的解释力。[18]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夏鼐逐渐形成了以唯物史观贯通历史研究的学术范式，并运用社会史研究路径完成了毕业论文《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为其“洞察当前的社会”奠定了学术基础。在该文中，夏鼐揭示出清朝国家与社会已经形成一种腐败联盟，“粮吏、长官、地绅，三位一体，结合成一个利害相同的大同盟，来压榨农民的血汗。”[19]他的研究进而呈现了官、吏、绅、大户、自耕农等阶层的利益纠葛图景，论证了清政府田赋改革的社会史发展趋势，得出田赋改革推动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之结论。[20]该研究揭示了危机时期“官民互动——政治改革——经济恢复和发展”的传递机制，将马克思主义的反作用分析方法通过社会史研究具体化。 1934年，夏鼐通过庚款留学考试，从此踏上了考古学研究道路。唯物史观通过什么路径指导考古研究以实现其经世的目的？“考古何以经世”是夏鼐不得不考虑的重要问题。在史语所实习时期，夏鼐在与李济、傅斯年、梁思永及史语所学人交往中获得了重要信息，比如史语所对柴尔德考古学文化的重视，这些信息给予夏鼐以唯物史观研究考古学的路径启示。1930年代，史语所的工作重心虽在论证中国文化的龙山文化源头，[21]但还没有解决仰韶文化的来源问题。关于中国文化的起源问题，李济曾告诉夏鼐说：中国考古学研究的目的是要“以全人类的观点来观察中国古代文化在世界中的位置”。[22]要确立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位置，需要熟悉世界各地考古学研究，并且还要掌握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等社会科学理论，以与诸文明进行比较、综合研究。事实上，史语所考古组除了梁思永是考古学科班出身，其他学人并不能熟练掌握世界考古学发展动态和考古学方法，其中比较考古学则为中国亟需的方法论。[23] 当夏鼐选择出国留学方向时，李济、梁思永根据史语所的学术规划曾希望他先打下人类学的理论功底，并建议赴爱丁堡大学随柴尔德（Childe）学习。通过学习西方考古学方法，以“有利于将来返国后作比较研究”。[24]李济、梁思永建议夏鼐师从柴尔德学习考古学文化，确实给了夏鼐一个学术路径的启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柴尔德通过比较各史前人类文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考古学文化，推动了世界考古学新的转向，在国际学界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考察夏鼐的日记，经由李济、梁思永的建议，夏鼐第一次接触到柴尔德的考古学思想。在李济等人的建议下，夏鼐系统阅读了西方考古学家的著作，尤其系统阅读了柴尔德已出版的著作如《青铜时代》《欧洲文明的曙光》《史前时代的多瑙河》和《远古的东方》等著作。此后，夏鼐一生都在关注、学习柴尔德的考古学思想，并以柴尔德发展的考古学文化指导中国的考古学研究。 史语所实习时期，夏鼐关于考古学研究现状的把握主要通过读书，而阅读书目也主要从史语所借出，《夏鼐日记》记录了他从李济处借书及在史语所读书的一些片断。[25]可以说，史语所购入了柴尔德已出版的几乎所有著作，史语所学人不仅李济、梁思永注重柴尔德的考古学方法，而且傅斯年也曾借鉴柴尔德的考古学文化研究方法。在《中国上古史与考古学》手稿中，傅斯年使用柴尔德的“都市革命说”概念以研究殷墟文化，他认为后者为“大都市文化之完满结合体”。[26] 由上可见，史语所考古组对于未来中国考古学发展方向有一个基本规划，即是要汲取社会科学理论进行比较、综合的方法。傅斯年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评价，暗示了其并没有否定唯物史观史学的学术价值。[27]因此，夏鼐后来能够进入史语所，与史语所的这一学术规划有很大关系。 夏鼐认为，从“洞察当前的社会”到“以考古经世”，自己思想经历了“生命史”上第一次转折。[28]此后，夏鼐将考古学研究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并通过考古学研究为中国文明复兴提供知识支撑，以实现经世致用的学术初心。初心的坚守，既体现在传承经世思想，也表现在新史学路径的延续和发展。柴尔德的“考古学文化”，则为夏鼐开拓以唯物史观指导考古学研究的学术路径提供了样板示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