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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胡乔木：《痛悼卓越的考古学家夏鼐同志》，《人民日报》1985年6月30日。 [2] 参考王仲殊《夏鼐先生传略》（《夏鼐文集》第1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8页）、王仲殊，王世民《夏鼐先生的治学之路》（《夏鼐文集》第1册）和姜波《夏鼐先生的学术思想》（《华夏考古》2003年第1期）等论著。 [3] 高翔：《新时代史学研究要有更大作为》，《人民日报》2019年11月4日。 [4] 关于夏鼐学术思想研究的成果较多，其中关于民国时期夏鼐治学风格的代表成果有王世民的《傅斯年与夏鼐》（布占祥、马亮宽编：《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汤惠生的《夏鼐、苏秉琦考古学不同取向辨析》（《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尹媛萍的《从<夏鼐日记>看夏鼐与蒋廷黻的一段学术因缘》（《清华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宋广波的《从<日记>看夏鼐的学术人生》（《中国文化》2011年第2期）等。学界从唯物史观角度对史语所时期夏鼐学术研究之研究则较为薄弱，其中王世民是学界较早使用未曾出版的《夏鼐日记》的学者，他在《傅斯年与夏鼐》一文中注意到夏鼐早年注意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然未系统探究。另外，陈星灿《紧跟世界学术潮流的夏鼐先生》（《中国文物报》，2011年8月5日，第8版）一文提及夏鼐与柴尔德的学术传承问题，虽未及深入探讨。受王、陈两位学者的启发，笔者在《承续永嘉精神：夏鼐早年治学的心路历程及其学术风格》（《史学月刊》2020年第2期）一文中对北平求学时期夏鼐治学唯物史观面相有所阐述，但未探讨唯物史观与夏鼐考古学研究的关系。 [5] 民国时期，夏鼐的考古学习、研究经历了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共计十五年，即通过留学考试在史语所实习（1934年10月到1935年7月）、留学英国伦敦大学（从1935年10到1941年1月），中央博物院和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期（1940-1949）。十五年间，夏鼐的考古学学习、工作皆与史语所有紧密的关系，因此这段时期统称为“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期”，以下简称“史语所时期”。 [6] 刘春强：《承续永嘉精神：夏鼐早年治学的心路历程及其学术风格》。 [7] 夏鼐：《夏鼐日记》卷1，1934年10月4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5页。 [8] 夏鼐：《论永嘉学派》，《夏鼐文集》第5册，第5页。据《夏鼐文集》编者，此文写作于夏鼐高中部毕业前夕，未曾发表，《文集》第一次公布了此史料。 [9] 《夏鼐日记》卷1，1931年7月31日，第63页。 [10] 《夏鼐日记》卷1，1931年1月17日，第25页。夏鼐对潘光旦学说评价的日记还可参见《夏鼐日记》卷1，1931年5月7日、5月8日，第411、46页。 [11] 夏鼐：《奥本海末尔的历史哲学》（1933年），《夏鼐文集》第5册，第111-112页。 [12] 《夏鼐日记》卷1，1931年9月1日，第69页。 [13] 张越在学界相关研究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唯物史观史学区分开，在研究对象范围上后者包括前者。见张越：《20世纪中国史学中的唯物史观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1期。 [14] 夏鼐：《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资料·译者附言》（1933年），《夏鼐文集》第5册，第187页。 [15] 夏鼐：《编后》，《清华周刊》1933年第39卷第3期。 [16] 《夏鼐日记》卷1，1932年1月7日，第91-92页。 [17] 《夏鼐日记》卷1，1933年7月27日，第183页。 [18] 《奥本海末尔的历史哲学》，第111-112页。 [19] 夏鼐：《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1935年），《夏鼐文集》第5册，第267页。 [20] 《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第317-320页。 [21] 《夏鼐日记》卷1，1935年2月7日，第292页。 [22] 《夏鼐日记》卷1，1935年1月4日，第285页。 [23] 李济：《<城子崖发掘报告>序》（1934年），《李济文集》卷2，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07页。 [24] 《夏鼐日记》卷1，1935年3月15日，第301页。 [25] 《夏鼐日记》卷1，1935年1月4日、2月7日、3月9日，第285、292、298页。 [26] 傅斯年：《中国上古史与考古学》，“中研院”史语所藏“傅斯年档案”，I—807。 [27] 徐贤修：《悼念旷世的考古历史学家夏鼐》，《传记文学》第49卷第4期，第36-38页。 [28] 《夏鼐日记》卷1，1934年9月26日，第263页。 [29] 《夏鼐日记》卷4，1950年2月12日，第286页。夏鼐：《陈请梅贻琦校长准予延长留学年限的信函》（1936年4月11日），《夏鼐文集》第4册，第442页。 [30] 《夏鼐日记》卷2，1938年10月10日，第229页。 [31] 《夏鼐日记》卷2，1938年11月10日，第232页。 [32] 《夏鼐日记》卷2，1936年5月1日，第37页。 [33] 《夏鼐日记》卷2，1936年5月5日，第38页。 [34] 《夏鼐日记》卷2，1936年5月6日、1936年6月25日，第38、50页。 [35] 陈淳：《为史前考古学带来一场变革的杰出论著——柴尔德经典代表作补读》，《南方文物》2008年第3期，第23页。 [36] 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董其煦译，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242页。 [37] 布鲁斯·G·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7页。 [38] V.Gordon Childe, The Danube in Pre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9,pp.v-vi. [39] V.Gordon Childe, The Danube in Prehistory, p.7. [40] 夏鼐：《考古学方法论》（1941年），《夏鼐文集》第1册，第47页。 [41] 夏鼐：《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1959年），《夏鼐文集》第2册，第162页。 [42] 陈星灿：《紧跟世界学术潮流的夏鼐先生》。 [43] 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第244页。 [44] 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第243页。 [45] 《夏鼐日记》卷2，1936年3月12日，第20页。 [46] 夏鼐：《奥本海末尔的历史哲学》，第100页。 [47] 夏鼐：《考古学方法论》，第47页。 [48] 夏鼐：《考古学方法论》，第48页。 [49] 夏鼐：《考古学方法论》，第48页。 [50] 夏鼐：《田野考古序论》（1953年），《夏鼐文集》第1册，第50-51页。此后，《考古学通论讲义一》（1953）《中国考古学的现状》（1953）《考古学通论讲义之二》（1955）《考古调查的目标和方法》（1955）《田野考古方法》（1956）等考古学通论论著皆延续和丰富了这一思想。 [51] 夏鼐：《古代埃及珠子的考古价值》（1943年），颜海英译，《夏鼐文集》第3册。 [52] 《夏鼐日记》卷2，1938年11月10日，第232页。 [53] 《皮特里致夏鼐信》（1940年），参见《夏鼐日记》卷2，1940年6月15日，第306页。 [54] 斯蒂芬·夸克：《夏鼐先生与古埃及串珠研究》，颜海英译，莫润先校，《考古》2014年第6期，第103页。 [55] 夏鼐：《古埃及串珠研究：分类原则》，艾婉乔译，《南方文物》2015年第4期。还可参考斯蒂芬·夸克：《夏鼐先生与古埃及串珠研究》，第103页。 [56] 夏鼐：《古埃及串珠研究：分类原则》，第3页。 [57] Nai Xia, Ancient Egyptian Beads,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 Springer,2014, pp.73-74. [58] Nai Xia, Ancient Egyptian Beads, p.74. [59] 李东华：《从往来书信看傅斯年与夏鼐的关系》，《徐苹芳先生纪念文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685页。 [60] 抗战时期，中央研究院先后参与组织过两次西北地区的科学考察活动。1942年7月到1943年7月，中央研究院参与组织了第一次科学考察，考察团的名称为“西北史地考察团”，主要参加人员有向达、劳幹、石璋如等学者。第二次考察团的名称是“西北科学考察团”，时间是1944年3月到1946年初，主要参加人员为向达、夏鼐及阎文儒三人。 [61] 《石璋如、劳榦致傅斯年信》（1942年9月26日），转引自邢义田《行役尚未已，日暮居延城：劳幹先生的汉简因缘》，《古今论衡》2002年第8期，第54页。 [62] 安特生：《甘肃考古记》，乐森璕译，《地质专报》1925年甲种第5号。 [63] 安特生：《中国远古之文化》，《地质汇报》1923年第5号。陈星灿：《试论中国考古学的人类学传统》，《云南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 [64] 夏鼐：《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1948年），《夏鼐文集》第2册，第3—4页。 [65] 王仲殊、王世民认为史语所时期夏鼐“第一次提出中国史前时期的文化系统问题”，该观点对研究夏鼐思想具有重要启示。参见王仲殊、王世民：《夏鼐先生的治学之路》《夏鼐文集》第1册，第21页。从夏鼐学术思想延续角度看，夏鼐的“文化系统说”，试图从考古学理论上解决中国文化的内在演变和外来影响问题，具有重要理论价值，需要学界系统阐释。 [66] 夏鼐：《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第12页。 [67] 《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1959年），第158-165页。另可参考张婷《中国考古学中考古学文化定名问题产生的缘由和探索》，《华夏考古》2019年第3期。 [68] 夏鼐：《临洮寺洼山发掘记》（1949年），《夏鼐文集》第2册，第27页。 [69] 夏鼐：《临洮寺洼山发掘记》，第72页。 [70] 夏鼐：《临洮寺洼山发掘记》，第41页。关于马家窑文化的命名，夏鼐说：“马家窑文化便是安特生所谓‘甘肃仰韶文化’，但是它和河南的仰韶文化，颇多不同，所以我以为不若将临洮的马家窑遗址，作为代表，另定一名称”（见该文第23页脚注2）。在仰韶文化来源没有科学确证之前，夏鼐倾向于以遗址作为命名的标准，即称仰韶期文化为马家窑文化，客观上否定了“中国文化西来说”。 [71] 夏鼐：《临洮寺洼山发掘记》，第71页。 [72] 夏鼐：《考古学方法论》，第48页。 [73] 夏鼐：《临洮寺洼山发掘记》，第72页。 [74] 夏鼐：《临洮寺洼山发掘记》，第45页。 [75] 夏鼐：《临洮寺洼山发掘记》，第46-47页。 [76] 夏鼐：《临洮寺洼山发掘记》，第47页。 [77] 夏鼐：《临洮寺洼山发掘记》，第74页。 [78] 夏鼐：《临洮寺洼山发掘记》，第72-73页。 [79] 李济：《<城子崖发掘报告>序》（1934年），《李济文集》卷2，第209页。 [80] 夏鼐：《五四运动和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1979年），《夏鼐文集》第1册，第397页。 [81] 张光直：《对李济之先生考古学研究的一些看法》（1984年），载张光直编：《李济文集》卷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20页。 [82] 《夏鼐日记》卷2，1936年7月5日，第52-53页。 [83] 学界关于夏鼐传承史语所传统的研究成果较多，代表性成果可以参考唐际根的《中国考古学的“傅斯年特征”》（布占祥、马亮宽编：《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徐苹芳的《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引进及其传统》（《中国文物报》2007年2月9日）、陈洪波《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李东华的《从往来书信看傅斯年与夏鼐的关系》等论著。 [84] 《夏鼐日记》卷4，1947年7月24日，第135页。 [85] 《夏鼐日记》卷4，脚注①，第135页。 [86] 《夏鼐日记》卷4，1949年5月4日，第23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