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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外因的主辅相合：考古学文化与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唯物基础 夏鼐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治学风格，形成于中国近代史研究时期，发展于考古学研究时期。虽然史语所实习时期，夏鼐洞察了以唯物史观指导考古学的价值，但还未形成考古学的这一研究路径。留学英国时期，在欧洲考古学的语境中，柴尔德为欧洲“考古学文化”的代表人物，注重运用唯物史观指导考古学，对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形成起了示范指导作用。 柴尔德的“考古学文化”学说，代表了世界考古学发展新方向。自留学英国之后，夏鼐时刻关注柴尔德的研究动态，以把握世界考古学的发展趋势。1935年，柴尔德赴苏联学习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发展了“考古学文化”，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同年，夏鼐也选修俄语[29]，以关注苏联考古学的现状。夏鼐还曾于1938年10月10日，到英国皇家学会听柴尔德的讲演《印度与西方》。[30]在博士论文写作期间，夏鼐写信给柴尔德教授请教，询问关于博士论文串珠研究的学术建议。[31]另外，夏鼐的日记记录了大量关于柴尔德的高度评价。他写道：“Man[《人类》]及JRAI[《皇家人类学会通报》]中批评Childe：New Light of the Most Ancient East[柴尔德：《远古东方新探》]摘录于书眉。此书颇佳，今日开始阅读。”[32]夏鼐对柴尔德通过组织考古学资料进行综合研究的能力称赞有加。[33]为了考察柴尔德综合研究的科学性，夏鼐还以考古实物验证柴尔德的论断和思想。[34]由此可以看出，夏鼐非常欣赏柴尔德的考古学研究，积极吸收其“考古学文化”学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夏鼐仍然继续关注柴尔德的思想发展。 柴尔德早年投身于社会主义运动，进入考古学领域后运用唯物史观从事学术研究，“将考古学文化作为史前人群活动的证据而加以综合性的全面陈述，将大量考古资料转变为大家易于理解的内容和历史过程，并运用唯物主义观点对史前文化的发展过程提出一种尝试性的解释。”[35]“考古学文化”，是柴尔德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考古学的重要成果，《欧洲文明的曙光》集中表达了这一思想。英国考古学家丹尼尔（Glyn Daniel）认为，柴尔德的《欧洲文明的曙光》“给史前考古学发展建立了一个新的起点”[36]，从此之后，“考古学文化成为所有欧洲考古学家的一个研究工具。”[37]《欧洲文明的曙光》一书并没有清晰定义何谓“考古学文化”，而重在使用这一概念来组织和诠释考古资料。在《史前期的多瑙河》一书中，柴尔德为判断“考古学文化”制定了一个标准，他认为，“考古学文化”要通过“总是反复共生的某些遗存的类型—陶器、工具、装饰品、葬俗、房屋式样”来判断。[38]在考古学文化研究中，柴尔德将生产力的重要因素—技术变革置于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下考察，注重史前社会的聚落形态和葬俗研究，以重建生产这些遗迹的社会，体现了考古学思想的唯物史观面相。他还试图概括所能推断的每个主要文化的生活方式，尽可能涵盖经济、社会、政治结构和宗教信仰。“考古学文化”因此抛弃了地质学色彩的考古学，建构了欧洲史前文化的复杂镶嵌图。在《史前期的多瑙河》中，他绘制了一幅详细表格，展示了多瑙河流域所有已知考古学上史前文化的时空分布。[39] 受“考古学文化”学说的影响，夏鼐认为考古学研究的重心在于揭示人类文化的整体面貌。在《考古学方法论》一文中，夏鼐认为“分布图”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工具，特别强调“分布图”在“审定古物遗迹之时代前后程序”上的重要地位。他说：“此种分布图，不但可以窥见某一文化之分布区域，且有时亦有获知其内涵之各文化元素，孰为土著，孰为外来。”[40]“考古学文化”因注重文化的地域差异，成为夏鼐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思想。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考古发掘大规模展开，中国各地域文化特色逐渐呈现出来，如何给考古遗迹命名成为一个问题。1959年，夏鼐在《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一文中借鉴了柴尔德的“考古学文化”概念，专门提出“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以引起考古学界的讨论。夏鼐说：“像英国的进步的考古学家柴尔德所说的：一种文化必须是有一群具有明确的特征的类型品。这些类型品是经常地、独有地共同伴出。”[41]正如后来研究者所观察，夏鼐考古学思想中具有明显柴尔德的“影子”。[42] 柴尔德“考古学文化”思想的形成得益于传播说理论在人类学、考古学领域的发展。[43]然而，传播说理论也对考古学研究产生了负面影响，导致了泛传播论思想的流行。泛传播论为埃利奥特·史密斯（Elliot Smith） [44]对于史密斯的《文化传播》之弊病，夏鼐在日记中说，“氏为主张diffusion theory[传播论]之极有力分子，但其理论，似仍难使人折服，文化之传播为一事实，但是否人类文明完全发源于埃及，殊成问题，而传播之所及，是否远及美洲亦殊不可必，但此书仍不失为佳著”。[45]夏鼐看到了传播说能够揭示人类文化交流互鉴的事实，但也非常警惕这一理论所可能存在的流弊，因为该学说的极端化不利于呈现人类不同文明的独立发展能力。 开创，由其门徒如佩里（Willian James Perry）等人继续发展起来，被称为埃及中心泛传播论学派。该派把欧洲和其他地方的所有文化都看做是埃及的“太阳之子”在寻找造物主时带到世界各地去的。 在近代史研究中，夏鼐曾批判了奥本海末尔“一种族对其他种族的征服”国家起源说，而这一学说即是对传播说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夏鼐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有助于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内在演变规律，而文明的内在演变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46]事实上，夏鼐虽然重视“分布图”方法在文化传播中的价值，但更加注重文化的自身发展，他认为，“文化之传播，未必皆有一地理上之中心地区，向四周播散，最好能获得证据，知一古物在某处有其发展过程各阶级之标型（Types），而在另一处则仅有其最发展一阶级之标型”。[47]“各阶级”和“一阶级”之前后区分说明了他更加重视“一古物”所代表的社会结构、生产关系的整体文化面貌。因此，夏鼐认为考古学的最后任务是“综合工作”，要注重揭示人类各地文化的独立发展和交流。[48] 夏鼐认为，考古学研究的目的是“重行恢复古人之生活概况，使吾人皆能明了人类过去生活也”。如何重建“古人之生活概况”？考古学研究者要通过综合研究呈现过去人们的“生产技术及工具、衣食住行之状况，与外族交通情形等等”。[49]与史学研究相似，考古学也要注重古代人民的社会生活史，要展现百姓生活方式的内在演化过程，这一研究思路是夏鼐早年唯物史观史学在考古学中的延续和发展，进而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后其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夏鼐借鉴苏联考古学概念提出考古学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他写道：“根据实物的史料来研究人类的历史的过去”，“恢复古代社会的全貌”。[50]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前后演变由此可见一斑。 从理论回到现实，夏鼐认为人类历史实践中文化交流与内在演变是融合发展的，其中本土文化的演化发展才是主要动力。夏鼐在其博士论文《古代埃及串珠研究》中试图通过实证研究解答这一理论问题，以呈现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和多元性发展。他认为珠子的形状并不完全受“商业传播”的影响，而是取决于“合适的材料”，因而珠子的形状在古代“独立出现”的可能性较大。夏鼐希望通过串珠研究揭示地方文化的内在演变规律和本土性特征。[51]因此，传播理论对文化传播的揭示是有限度的，传播说强调外因推动文化的发展，而外因则必须结合内因才能起作用，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醒研究者要充分认识到各文化自身具有独立发明的创造力。 夏鼐从柴尔德的“考古学文化”学说中获得了运用唯物史观从事考古学研究的路径启示，并在理论上发展了考古学文化，更加重视文明自身演化能力的理论探索。在阐释人类文明发展动力问题上，夏鼐对内因与外因主辅关系的认识，奠定了其考古学思想的方法论基础。在其博士论文《古代埃及串珠研究》以及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中，夏鼐实践了这一考古学思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