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中国研究日本的先驱者沈筠事迹考(7)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1:10:27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杭 石晓军 参加讨论
在上述作品中，第4条的《论日本诗》(《守经堂诗集》卷六收录)特别值得注目。在《论日本诗》中，沈筠赋诗十四首谈论日本汉诗，并参考江户时代著名汉学者服部元乔(服部南郭，1683—1759)的《大东世语》(21)的记述，对每首诗加以解说文字，分别就嵯峨隐君子源清、小野篁、都良香、宗冈秋津、菅原文时、大江匡房、小野道风、藤原道长、藤原通宪、藤原为时、以及村上天皇、一条天皇、白河天皇等多名奈良·平安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日本汉诗人的作品以及生平、轶事、掌故等进行了介绍(22)。在此试举二例，譬如《论日本诗》中谈到日本平安时代前期政治家、当时最著名的汉诗人小野篁(802-853)时，沈筠写道： 海外才人说野篁，香山驰慕见词章。尹邢比美天心妒，未趁长风一聘唐。 白傅望楼诗为野篁作也。野篁幼随父岑守客游，归京。性好弓马，不事学业。后渐悔，志学。十三试文章及第，官至参议。宏仁君时遣使聘唐，诏野篁为副，而与大使有违言，遂罢不发，中外以为憾[2]卷六第二首。 上文中的“野篁”即小野篁的中国风的名字。小野篁精通汉诗文，其名声甚至远播中国，据说连白居易也知晓其名[5]1-2。日本仁明天皇承和五年(838)，已经被任名为遣唐副使的小野篁因为不满大使藤原常嗣的独断专行而拒绝赴唐之事，更作为遣唐使最有名的轶事之一，广为人知。沈筠在这里以七言诗以及诗注的形式，简洁地介绍了小野篁的生平以及掌故。上述记述中除了对小野篁的遣使聘唐的时期有误记以外，其他都与史实基本吻合(23)。又如《论日本诗》谈到平安时代中期政治家、文人菅原文时(899-981)的文采时说： 莺啭宫墙散晓阴，荣光湛露许赓吟。园花御柳徒夸艳，不若灯残竹里音。 天历君常召文臣菅文时等论文，君以诗自负，胜于文时。曾题宫莺啭晓光，君臣同赋。君作先成，云：“露浓缓语园花底，月落高歌御柳阴”，以为压卷。及文时作云：“西楼月落花间曲，中殿灯残竹里音”。君怅然谓不可及[2]卷六第六首。 上文中的“天历君”指村上天皇(946-967在位)，“天历”是村上天皇的第一个年号；“菅文时”即菅原文时。菅原文时系被后世誉为学问之神的菅原道真之孙，精通汉诗文，因其官至三品，通常亦被称为菅三品。上述注释部分的主要内容仍来自于服部南郭的《大东世语》，由上述两个例子，充分反映了沈筠对于日本史事尤其是日本汉文学的关注。 其次，除了现存沈筠的著作以外，有关沈筠的新史料也可以证明，沈筠对于日本汉诗汉文学的密切关注以及深刻的造诣。 笔者2012年秋天在江户时代的林田藩的藩校讲堂“敬业馆”旧址讲演时，顺便调查了该馆收藏的的一扇六曲屏风，发现该屏风虽然是敬业馆教授河野铁兜(1825—1867)所书，其内容却是沈筠写给河野铁兜等人的一首长诗。可能由于屏风的书体是行草，比较难以辨识，加之林田藩藩校“敬业馆”的位置相对偏僻，迄今为止多年来既无介绍，也没有人对该屏风的内容进行过研究。鉴此，笔者遂将屏风的六扇内容逐一拍摄下来，命名为《姬路市林田敬业馆河野铁兜笔行草六曲屏风》，并对其内容、性质、年代等进行了解读和研究(24)。 根据笔者的初步考察，沈筠这首长诗当作于咸丰五年(1855)，乃是沈筠写给日本汉学者落合双石(1785—1868)、广赖淡窗(1782—1856)、刘石秋(1796—1869)、河野铁兜(1825—1867)诸人的一封公开诗文。这首长诗不仅不见于包括沈筠《守经堂诗集》在内的任何书籍收录，也未见到任何著录。在这首由五十六句构成的长诗之中，沈筠除了抒发自己与日本汉学者的交谊之外，还重点谈论了日本汉学的发展变迁。譬如他在谈到自室町时代到江户时代中期的各个阶段日本汉学之特点时指出： 海东诸国论吟事，朝鲜以外唯瑞穗。翰墨能通异域情，遭逢欣值同文世界。忆昔室町当国时，风雅未振崇禅缁。江都继霸开文运，气含蔬笋调侏离。正德群公龙骥踊，亨保诸家起接踵。古轨尊敬从汉魏趋，瓣香敬向三唐奉。[6]3-4 众所周知，上文中的“瑞穗”是日本的美称。沈筠在强调了中日诗文翰墨相同之后，谈到了日本室町时代，因为“风雅未振”而举世尊崇禅宗僧侣的诗作；德川家康在江户建立幕府以后，文运大开，然而却依然处在“气含蔬笋调侏离”的状态。这里的“气含蔬笋”原本是中国士大夫讽刺僧侣所作诗文含有酸气之语，宋代苏轼在诗文中就曾使用过(25)；而“侏离”则最初是指中国以西民族的音乐(26)，后来转而代指难解之语之意。在这里显然都被沈筠用于评价江户时代初期日本汉学界的状况。接着下文的“正德”(1711—1715)、“亨保”(1716—1735)则都是江户时代的年号，这一时期正是以荻生徂徕(1666—1728)、太宰春台(1680—1747)、服部南郭(1683—1759)等力主回归汉魏、隋唐的古文辞学派在日本汉学界最活跃的时期。即沈筠在这里所说的“正德群公”“亨保诸家”。 由上述事例可见，沈筠显然对于日本汉诗以及汉学界有着相当深入的了解和研究。笔者在其他论文中曾考察过沈筠这首长诗的写作年代，推断沈筠此诗当作于咸丰五年(1855)[6]13-14；此外，尽管我们目前尚不能完全断定前述沈筠《守经堂诗集》的《论日本诗》等作品的具体写作年代，但若从沈筠的生卒年(1802—1862)、以及其最后病逝于避难之地上海等因素来综合加以考量，应该说沈筠的上述《论日本诗》等作品恐怕也主要完成于十九世纪的四、五十年代，即道光中期前后至咸丰时期。沈筠就对于日本具有如此强烈的关注及研究，这在十九世纪中期前后的中国文人当中无疑属于凤毛麟角的现象，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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