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孝忠:饶宗颐与顾颉刚交谊考述(2)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1:10:16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 newdu 参加讨论
肃此，敬请道安，诸维亮照不宣。后学饶宗颐谨上。十一，六。[6]84 此四篇文章全被1937年2月1日出版的《禹贡半月刊》第6卷第11期采用。时年饶先生仅21岁，其文章已深得当时史学大师顾颉刚赏识。可以说，这些文章奠定了饶宗颐在历史地理学和文献考据学领域非同寻常的起点。早在1935年3月28日，顾颉刚致信谭其骧谈及办《禹贡半月刊》的目的： 我办这刊物，固要使你成名，但世界上埋没了的人才何限，可以造就的青年又何限，我们纵不能博施济众，但必应就力之所及，提拔几个，才无负于天之生才。……所以我们若为自己成名计，自可专做文章，不办刊物；若知天地生才之不易，与国家社会之不爱重人才，而欲弥补这个缺憾，我们便不得不办刊物。我们不能单为自己打算，而要为某一项学术的全部打算。[7]卷二，557 在当时禹贡学会办刊经费并不宽裕的情况下，顾先生在同一期发表一个年轻人的四篇文章，充分体现其作为卓越办刊者的眼光、学识和襟怀。后来的事实证明，顾先生为某一项学术打算、无负于天之生才的目的，在饶宗颐等一大批学者身上完全实现了。 《禹贡半月刊》之所以影响巨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该刊能在“国步维艰”的时刻，由研究地理沿革转趋到边疆调查、研究，边疆学、边政学一度得以长足发展，使得学术与国运紧密相连。这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学风转变的一大标志。为此，该刊在1937年6月1日出版了“古代地理专号”，童书业在专号的序言中对饶宗颐的两篇文章作了精彩点评。第一篇为《〈魏策〉吴起论三苗之居辨误》，童先生点评道： 饶先生的治学方法最是谨严，他从种种方面考出《魏策》论三苗之居的文字有误，他的大作虽然简短，但是影响到古代地理的研究却是很大，因为三苗疆域的问题关涉到夏、周、戎三种民族发展的历史。在此以前，钱穆先生曾作过一篇《古三苗疆域考》，是一篇研究古代地理的权威文字，影响于学术界极深。饶先生这篇《辨误》，便是针对钱先生的著作而发，钱先生已有答辨，并载本刊，两先生的说法各有理由，其是与非，可请读者公评。[8]3 童先生乃顾先生的得意弟子，主持该专号，应是体现顾先生的办刊宗旨。《禹贡半月刊》既刊发21岁的饶宗颐对权威提出的商榷，也登载回应文章供学界公评，促进学术讨论，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的学术风气和学术水准。童先生认为饶先生的另一篇文章《古海阳地考》确定古海阳应在江苏，足以纠正旧说之误[8]4。 饶先生曾在《论古史的重建》一文中回顾这段历史：“当日古代地理研究的讨论文字集中在《禹贡》一刊物，该刊亦曾印行过一期《古代地理专号》，我和钱先生讨论的文章亦发表在该期，我对顾老的‘古史中地域扩张’论点，已有不同的看法。”[9]卷一，10 后人总结顾颉刚的治学特点有一个较为公允的评价： 通过办刊物来推进学术、培养人才，是顾先生治学的一个显著特点。……现代历史地理学领域中的大师，几乎全是当年禹贡学会的成员。以此而论，《禹贡半月刊》可以称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办得最成功的杂志之一。顾先生为我国历史地理学培养了整整一代人才，为建立、发展这一学科打下了坚实基础，影响深远。[10]4 1946年3月，顾颉刚假《国民新报》副栏编辑“禹贡周刊”，重续因抗战而中断的禹贡学会之史地研究和出版工作。顾先生在该周刊第1期“发刊词”中说：“自学术创新以来，能打破从前书斋独学之风，而集合数百同志，分工合作，若一大工厂之所为，且群策群力，挟愉乐鼓舞之心情以以(引者：此“以”字疑衍)赴之者，本会其蒿矢也。”[11]七卷下，1饶宗颐在1936年11月以前就加入了禹贡学会，据笔者了解，他应当是唯一健在的“禹贡学会”会员。今天来考述饶、顾的交谊，实际上就是管窥近代中国学术史，尤其是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史。 顾、饶之联系，其关键人物就是饶宗颐的潮安籍乡前辈黄仲琴。据饶先生回忆：“今年(1934)春，因郑先生翼之介，获识黄仲琴先生。先生嗜古笃学，殷然以先君遗著为询。……而奋心寻检，迄于成编，则黄先生奖勉之忱，有以迪之，此又不能无感激于中也。”[12]序二，2-3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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