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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孝忠:饶宗颐与顾颉刚交谊考述(7)


    历史地理学一直是饶先生治学的一个重点领域,建树颇多。我们能从其发表的学术论著中追寻其治学观念的演变和治学方法的更新,特别是“三重证据法”的提出,是在继承当年编《古地辨》所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后又发展为“五重证据法”。饶先生撰文回忆道:
    曩年曾应顾颉刚教授之约,以拙编《古地辨》列为《古史辨》第八册,其目录久经于《责善》半月刊公布,因战事前稿尽失。仍岁以来,重理旧业,欲以甲骨金文及简帛新材料,合出土情况与旧书文献作为三重论证,重理古代地理方国部族之错综问题,提出新看法,以待方家之论定。[36]2
    1941年6月5日,顾颉刚经朱家骅来信邀请,由成都飞重庆,任文史杂志社副社长、《文史杂志》主编[15]305,308。1942年8月出版《文史杂志》第2卷第7、8期“广东专号”,特邀罗香林(字元一)任编辑,其中有饶先生诗《闻警迻居村夜坐月奉寄元一羊石》,羊石即广州。
    可以说,抗日战争对饶先生的学术研究有影响,但他依然与顾、罗等文史名家保持联络,将学术与国运紧密联系,不断推进学术研究。
    三抗战胜利后:潮州修志
    抗战胜利后,因政治和时局等因素,饶、顾两位先生联系较以往减少。
    1947年11月10日,汕头《大光报·方志周刊》第32期刊登通讯《顾颉刚教授来函》:
    宗颐先生道席:惠笺敬悉,适赴京出席参政会,久稽裁答,罪甚罪甚。阁下在潮辑志,立千秋之准,成百世之业,不胜喜贺。承赐大作《〈庄子〉裘氏考》一文,博览广引,佩服佩服,已在《天津民国日报·史与地周刊》中披露。《北碚志》尚未出版,盖胜利既临,群从星散,遂未成书。现卢局长子英,正在重聘人员,赓续为之。……余不一一,即颂著绥。弟顾颉刚顿首。[37]
    此信系《顾颉刚书信集》之佚文。
    国民政府分别于1942年7月27日和1945年4月23日公布的第三、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名单,顾颉刚均为江苏省代表[38]1056,1432。《顾颉刚日记》记其于1946年7月借居耦园,8月8号“到耦园,写魏瑞甫、汪叔棣、李延增、赵景深、金擎宇、井成泉、周振鹤、饶宗颐、辛树帜信”[14]卷五,696。《〈庄子〉裘氏考》一文在1947年8月4日《天津民国日报·史与地周刊》发表,故此通讯不是1946年8月8号所写那封。根据通讯所载“赴京出席参政会”,查《顾颉刚日记》1947年5月20日至6月2日在南京出席第四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故此信写于1947年8月4日至11月10日之间,正符合“久稽裁答”之意。
    1946年秋,汕头成立潮州修志馆,开始修《潮州志》,饶宗颐任总纂。《大光报·方志周刊》正是由该馆编辑,顾先生的来信才得以在《方志周刊》发表。1949年,叶恭绰为《潮州志》作序,认为全书“体例惬当”,“兹则义取求真,事皆征实,如山川、气候、物产、交通之类,皆务根测验,一以科学为归。更重调查,期与实情相副,迥殊扪籥,可作明灯。此纪载之翔确,为全书之特色者二也”[39]4。以科学为归是饶先生修志过程中的方法论自觉,乃与此前中国修志传统大不相同者。该志分门类三十(其中1949年出版15门类,2005、2011年补刊余下之大部),题材及体例皆精研创新,为中国地方志的一个典范,至今仍为编写地方志之圭臬,顾先生所言“立千秋之准,成百世之业”不虚矣。
    北碚地处重庆市北,“民国三十年(1941),四川省政府改地方行政机关为管理局,比于县治”[40]1。卢局长子英,系卢作孚的四弟,时任北碚管理局局长。1944年4月7日,卢子英邀请北碚有关单位负责人、专家和地方绅士20余人开会,统筹编纂《北碚志》事宜,会上成立了以时任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社长顾颉刚、北泉图书馆馆长杨家骆、卢子英等为首的北碚修志委员会,推选顾颉刚为修志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家骆和傅振伦为副主任委员[41]725。杨家骆《北碚九志序》记载,众推杨氏为主任委员,聘顾颉刚为“总编纂”[42]2-3,与傅振伦所述略有不同。查《顾颉刚日记》1944年4月7号,“北碚修志局开会结果,予被推为常务委员,从此又多一事”[14]卷五,265;1945年6月7号,“维本来,送修志局预算书。……卢作孚弟兄以抗战将结束,北碚文化机关将各迁回原地,诚恐北碚志不易成书,聘予为主任委员,欲于两年内成之,每月经费约十四万元,予以其为社会事业,不涉政潮,允之”[14]卷五,478;11月18号又记卢子英要其从当年起任北碚修志馆馆长。可见顾先生不同时期担任职务虽有改变,但始终主持其事,熟悉有关情况。卢子英在北碚管理局内成立的北碚修志馆,经过一年半的工作,编撰出38个分志草稿和部分零散篇章,总计约90万字。抗战胜利后之情形,诚如卢氏兄弟所预料,遂有顾颉刚函中所言“《北碚志》尚未出版,盖胜利既临,群从星散,遂未成书”。1948年9月南京的中国地理研究所发行《地理》季刊第5卷3、4期合刊“北碚专号”,所长林超在《卷头语》叙明北碚志编纂颠末:
    (北碚志)规模之大,前所未有,而编纂尽量采用科学方法,尤为我国纂志倡一新例。地理编由本所负责主编,先后负责者有黄国璋、李承三、林超等。复员后各机关星散,编纂工作为之中梗,惟地理志大致告竣,且多由中国学典馆排版,卢子英及杨家骆两氏拟将地理编各志先交本所付印,作为《地理》季刊“北碚专号”,计共包括九志。[43]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