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孝忠:饶宗颐与顾颉刚交谊考述(6)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1:10:2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 newdu 参加讨论
《顾颉刚日记》1940年12月6号记：“写润章、伯棠、宗颐、之屏、资深信。”[14]卷四，456笔者推测此信应谈及《诗经误字说》、新莽研究和《古史辨》第八册的编撰及出版事宜。1941年7月16日饶宗颐回信，后以《编辑古史辨第八册(古地辨)及论虞幕伯鲧等》为题发表在9月1日出版的《责善半月刊》上： 颉刚先生史席：盥奉赐书，隆情渥谊，感愧无既。牵以人事，报答稽迟，罪甚!罪甚! 鄙论诗经误字，以旅舍无书，未敢造次属稿，仅有札记而已。《新书》大体已就，命由齐大出版，敢不遵命!惟其间尚有待增订处，拟改正后再行写定付印。甚望将来有机会能将全稿面呈质正!该稿拟仿通鉴例另撰《考异》，又拟考核新室制度与经典异同作《新制考原》；此项工作须稍费时日也。[34]20 饶先生年少时熟读《诗经》和《资治通鉴》，此时在香港，虽获顾先生赐书，而牵以人事(主要指中山大学迁校，饶先生因病留港，旋佐王云五、叶恭绰)，又“以旅舍无书，未敢造次属稿”。就算《新书》初稿已成，也要不断增订、改正，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饶先生于1995年总结治学经验说： 我有一个特点，就是写出来的东西不愿意马上发表，先压一压。我有许多文章是几年前写的，有的甚至是十几年、二十几年，都不发表。……我治学的另一个特点是敢于否定自己，比如前边提到的作《新莽史》和编《古史辨》第八册，这两项工作后来我自己压掉了。对于学术问题我敢于不断修正、自我改进。有时候关于一个问题，要写三四篇文章，好象反反复复，其实是不断推进。这种修正跟前边所说的谨慎发表文章的特点并不矛盾，因为有些领域是没人涉足的，有些考古材料是第一次发现的，在这方面我有勇气首先去探讨，不足了再改正，再补订。治学领域广泛是我的又一特点。[24]34 1941年9月1日发表的饶宗颐回信，重点谈当时的学术热点《古史辨》第八册的编辑情况： 《古地辨》目录另楮录呈，乞赐补正。其加○号者为晚生手头所缺，香港方面亦无法借得者。其《畿服辨》数篇，敢烦王树民先生代为搜集；其余如成都可以得到者，敢乞代为访购，挂号寄下，无任感激!晚以修改旧稿《尚书地理辨证》、《路史国名纪疏证》，而地辨稿本时须参考；又第一篇拙作《古书地名举例》仍未完稿，故迟延至今，尚未寄交排印，歉疚奚似!俟各稿集齐，当即寄开明王伯祥先生；预计今年年底全稿可以付印也。将来拟请先生及宾四先生各赐一长序，冠诸篇首，无任感幸!钱先生处，烦代为致意。[34]22 《古地辨》拟目收录了当时顶尖中国古史地研究者的前沿成果，具有重要的学术史价值。目录分“古代地理通论”、“古代民族与都邑”两编，共收31位学者的65篇文章(其中日本学者林泰辅《甲骨文地名考》由闻宥翻译，算两位作者)，由该拟目可以窥见当时中国古史地研究重镇及杰出学者之分布。王树民于1941年1月到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工作，应对《古地辨》拟目熟悉，搜集文章较易，其著《畿服说成变考》则载北大《潜社史学论丛》1934年第1册；束世瀓著《畿服辨》载顾颉刚主编的齐鲁大学《史学季刊》1940年第1卷第1期。 此信还可以看出饶宗颐是论著和文章同时进行，或新撰、或修订，而且对钱穆的学术成就颇为认同，故准备请其赐长序。饶先生1939年发表《离骚伯庸考》一文就引用《路史》一书之“后纪”，此次又疏证“国名纪”之内容，1947年发表《庄子裘氏考》也引用“国名纪”，是对同一本书从多角度入手、不断改进研究成果的案例。 同在1941年，重庆的中央大学学生吴锡泽经一位程老师推荐，任顾颉刚主编的《文史杂志》编辑。他后来回忆：“总感到顾先生的用人很有点特别，他毫无门户之见，对人并能破格录用，是他最了不起的地方。”[35]32应当说，当时顾先生门下从事古史地研究之青年才俊不少，而他却选择请年仅23岁且并非在其任教之名校毕业的饶宗颐来编《古史辨》第八册“古地辨”，足证吴氏所言“毫无门户之见、能破格录用”并非个别现象。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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