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孝忠:饶宗颐与顾颉刚交谊考述(3)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1:10:5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 newdu 参加讨论
1934年2月12日，黄仲琴为《潮州艺文志》作序，表达其对饶氏父子的赞赏。潮州《金山志》是由黄仲琴辑稿，饶宗颐补辑。饶先生于1936年4月作《金山志序》提到：“去岁辑《韩山志》，既竣，颇欲以余力志金山胜迹，附此意以质考古之士。曾稍事裒辑，得遗闻轶事，暨诗文若干篇。会同邑黄仲琴先生有《金山志》之作，以志稿属予补录，因将所辑附入。”[13]固蓭序跋，4可见，黄、饶二人学术志趣相投，交往颇多，黄氏遂介绍饶宗颐加入顾颉刚主持的禹贡学会。 《顾颉刚日记》记载顾、黄之交往，先是在厦门大学，之后在中山大学。1927年2月16号，“与黄仲琴先生谈话”[14]卷二，17；2月25号，“仲琴先生来，导游国学院及图书馆等处，宴之于南普陀。履安亦去。偕仲琴先生到振玉处看书画，送之出校”[14]卷二，20。顾先生于1927年4月到中山大学，“十月，任中大史学系教授兼主任”[15]144。据1930年出版《国立中山大学一览》可知，黄仲琴系前清附贡、江苏省法政专门学校毕业，于“十七年二月”即1928年2月到国立中山大学任预科国文教员兼图书馆典藏部主任[16]343，367。《顾颉刚日记》记载：1928年2月29号，“仲琴与林遂奇君来，同出，到元胎处，未晤，遂奇别去。余与仲琴访孟真及骝先，到研究所看书”[14]卷二，137；3月1号，“到校，导仲琴参观图书，到会计部交账”[14]卷二，142。《顾颉刚日记》中有上百处提及黄仲琴，包括一起吃饭、购书、买鞋等日常活动，可见二人关系甚密。 1929年1月8日，香港《华字日报》发表《朱家骅请纂修广东通志》，实为政治分会委员朱家骅在1928年广东省政府第四届委员会政治分委员会第154次会议决交省政府之提案。同年11月9日广东省政府第四届委员会第107次会议收到该提案，决定黄节、许崇清、伍观淇、罗文庄拟具办法呈复。1929年1月4日该会第122次会议通过该提案，黄节任馆长[17]37，108-109。朱家骅提交之《请纂修广东通志提案》中载有：“家骅提议在广东设立广东通志编辑处，拨给官产房屋一所，暂定经费每月三千元，延聘专家，从事编辑；以三年为初稿完成之期，以五年为全书正式公布之期，藉助建设之大业而树各省之先声。”[18]卷一，285-2861932年7月19日，顾颉刚在此提案录文后记中称：“此事为我所发起，文由黄仲琴先生起稿而我改作之。”[18]卷一，286以朱家骅名义发表，因朱氏时任国立中山大学副校长兼浙江省民政厅厅长，兼广东省政府第四届委员会政治分会委员，乃有提案权。《顾颉刚日记》也载：“民国十七年中所作文字：……编辑广东通志提议案(十)”[14]卷二，237。可见顾颉刚于广东通志馆之复开，功不可没。 1935年出版《国立中山大学现状》记载广东通志馆之沿革：民国续修《广东通志》，乃始于民国四年，九年闭馆，十六年复开(引者：应为十八年)，十九年又停，至民国二十一年(1932)，“广东省政府决议以修志之责，付诸本校，更名曰国立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以今校长邹鲁兼长馆务。即聘专家订规程，积极进行，期三年以成书”[19]317。根据饶宗颐于1938年5月为《潮州丛著初编》作“自序”提到“前岁冬与纂省志”[13]自序，1，可知饶先生于1936年冬参加了广东通志馆的纂修工作。下表为1937年广东通志馆的一份薪水档案。  另一份1937年8月7日填写的《国立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人员名册》记载了该馆纂修兼主任温廷敬等27人，其中记载饶宗颐的年龄是21岁，籍贯是潮安，学历是“广东省立四中肄业”，现职是“艺文纂修”，住所是“本馆”；潮安黄仲琴，52岁，现职是金石纂修，住所也是“本馆”⑥。 可见，由黄仲琴起稿、顾先生发起和修改、朱家骅提交的提议案，是促成饶先生后来能到国立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工作的一个积极因素。饶先生当时在广东通志馆中年龄最小，学历较低，但是由于其出众的学术研究能力和邹鲁、温廷敬、黄仲琴等前辈学者的提携，在馆中承担了较为重要且是其擅长的工作——纂修艺文志。饶先生还回忆当时广东通志馆藏方志千余种，占全国第二位，“那时候，我深受顾先生的影响，发奋潜心，研究古史上的地理问题。曾经把古书所有与地名有关的记载抄录若干册，《楚辞地理考》即其时得以刊布的一种”[9]卷一，9-10。可以说，结识顾先生、到广东通志馆工作是饶先生学术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在此前后，饶先生的学术研究领域由岭南地方史转向了更广阔的史地研究，顾颉刚无疑是其中一位重要的指路人。 二抗战军兴：《责善》、新莽史和《古史辨》 顾先生善于办刊、编报、出书，既是为学者作嫁衣裳，也发现和培养了更多学术青年，达成其愿望——像树木一样“斫了当柴烧”[7]卷二，349。 1939年，顾颉刚为昆明之《益世报》编辑“史学周刊”[15]294。《蔡元培日记》1939年8月10日记载：《益世报》七月二十五日副刊“史学”，“有饶宗颐之《离骚伯庸考》，言伯庸即祝融。《路史·后纪》曰：祝融字正做祝庸，皇考即太祖之意，非谓其父”[20]630。可见此文也是获顾先生之首肯，并经其编辑得以发表的。该文后改名为《伯庸考》，收入饶先生的成名作《楚辞地理考》中。 1939年9月，顾颉刚任已迁到成都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饶先生回忆抗战时期顾先生对他的关注和提携道： 抗战军兴，顾老移席成都，在齐鲁大学主持国学研究所，创刊《责善》半月刊，他的《浪口村随笔》是我案头的长期读物，我和顾老的通讯，讨论虞幕的故事，他把我的《古地辨拟目》，同在1941年《责善》第二卷第十二期，一并刊出。先一年，他把我的新书序目在1940年《责善》第一卷第三期发表。他回信要我的《古地辨》作为《古史辨》的第八册，新书列入了齐大丛刊，寄交王伯祥先生，在开明印行。顾老一生爱才若渴，对同僚及后辈，汲引提携，无微不至，使我受宠若惊。[1]51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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