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方志馆沿革考(9)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3:10:04 《浙江学刊》2014年5期第 潘捷军 参加讨论
4.上海通志馆(36) 1928年,上海与江苏完成治权划分,成为特别市。1930年,市教育局首先向政府提出“设立市通志馆,兴修市志,以垂永久”的请求。同月市政府148次市政会议同意当年成立上海市通志馆,并成立筹备委员会,拟定《上海特别市通志馆组织规程》《编纂人选标准》等文件。1931年4月,市通志馆筹备委员会在市府礼堂举行成立大会,时任市长张群在讲话中说:编修市志“是本市很重要而值得纪念的事”,本府和各位筹备委员“责任所在,无可旁贷”。委员会成立后,尽管在收集资料、编制《上海史表长编》等方面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但总体进展不顺利。 1932年1月,吴铁城任上海市长,准备正式成立通志馆,并请柳亚子出任馆长。开始柳亚子对此事一口拒绝,后吴铁城又请邵力子劝说,柳亚子表示:要担当此任,必须答应他三个条件:一是志书编辑方针、通志馆人事,不受外界干涉;二是志稿须突破“官书”惯例,用白话撰写;三是通志纪年,一律以公元为主,年号为辅,并表示当局完全接受这三个条件才会考虑任职。后经邵力子从中协调,吴铁城终于答应。胡道静认为:“柳亚子之所以接受此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这项工作极具挑战性和开拓性。……近代上海包容的就是这样一部矛盾交叉和关系复杂的历史,编志的意义非同寻常。”柳亚子说的十分清楚:“上海市通志馆,实为以科学方法研究地方史料之首创者,允宜列为永久机关。”在各方努力下,上海市通志馆于1932年7月15日正式创办,馆址设于萨坡赛路(今淡水路)291号。 当时除馆长柳亚子外,还有副馆长朱少屏,下设编辑部(内有名誉编辑主任、编辑主任、编纂、特约编纂、采访员等多人,聘胡道静等人为编纂)、总务部(一说事务部,设有文书课、会计课、庶务课等机构),通志馆办有《上海通志馆期刊》,另外还成立了“上海通社”和“市年鉴委员会”等两个附设机构,其主要职能是通过研究上海地方史和编纂年鉴为通志编修服务。 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通志馆命运多舛。如1933年《上海通志馆期刊》发刊词便坦言:“工作进行不能如预期的顺利……处处觉有事倍功半之感。”原计划以一年为期编成至少250万字的《上海通志》,后改为四年。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而中止,共撰成志稿一千余万字并排出部分三校样清稿。1945年抗战胜利后通志馆重新开设,次年改为上海文献委员会,内设机构也作了相应调整。但直到上海解放,《上海通志》编纂任务仍未完成,所成书稿经多次辗转,由震旦大学图书馆移交给市文化局,最后由市博物馆收藏保存至今。 5.抗战时期的浙江通志馆 国民政府时期的浙江通志馆成立于1943年,在浙江史料征集委员会基础上改组而成。时任浙江省省长黄绍竑聘请余绍宋为馆长、凌士钧任副馆长,孙延钊、钟毓龙任总编纂。内设编纂室、秘书室、采辑室、总务课、会计室等机构,各时期分别约有20-40名工作人员。同时还在浙东临海县、浙西昌化县各设有一所办事处,并在各地聘有一批采访员、编纂员等专兼职人员。馆址设在浙西南云和县大坪村。 通志馆成立后,即编有“组织规程”等一系列文件规则,各项工作也都随之全面展开。但毕竟是“乱世修志”,当时至少面临断修时间长(之间间隔已长达二百多年,接续难度大)、时间紧、通讯不便和缺史料、缺人才、缺经费等六大困难。对这一艰难困苦的经历,余绍宋曾叹言:“窜身穷苦,茧足荒山,冲寒徒踱。莫漫多愁,天涯何处容安泊。”从中可见当时修志的艰辛境遇。(37) 抗战胜利后,浙江通志馆又随省政府迁回杭州北山梅庐。至1949年3月,前后共计六年,共编志稿125册(未分卷),约500万字,同时还采集了总量在五万件以上的史料文献。同年5月杭州解放。当时浙江省通志馆负责人、秘书谢邦藩个人署名并钤印的给解放军华东军区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部一份报告,内称“全浙文献,求之不易,散失自属可惜,拟请指定有关机构接收保管”。5月11日,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部军代表王鼎新率刘德山接管了浙江省图书馆、博物馆等场馆,所纂《重修浙江通志稿》也一直交由浙江图书馆保存至今。(3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