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变革的中国”：在华传教士的中国情怀与观察(1949-1969)(2)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3:10:47 《广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 刘家峰 参加讨论
二、“南京居民三十年的时光结束了” 贝德士1897年生于俄亥俄州的纽瓦克(Newark)，1916年在父亲担任校长的哈莱姆学院(Hiram College)毕业，获得罗德兹(Rhodes)奖学金，同年赴牛津留学，第二年投笔从戎，以国际青年会干事身份服务前线，并担任美军野战炮军官，直到1919年才重返牛津，修习近代史、政治和通史课程。1920年获得牛津硕士学位后返回美国，即被所属教会美国基督会(United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y，后更名为Disciple of Christ)派往南京，在金陵大学教授历史和政治，还在东南大学及后来的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金陵女子大学和金陵神学院兼职。同时，他作为一名基督会的传教士，还长期担任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委员会、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执行委员。除了1934-1935年两年回到耶鲁完成博士论文及在哈佛学习俄语和日语外，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南京居住，直到1950年离开中国，南京成为他一生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他在这里娶妻生子，服务教会和民众，在教会界、文化教育界甚至政界都交往了很多朋友，南京成为他名副其实的第二故乡。他写信时总喜欢这样开篇介绍自己：一位在中国南京从事教育30年的美国人。 1948年，人民解放军在华北节节胜利，贝德士根据他以前对共产主义和苏联政治的研究，已预感新政权可能会在两年后驱逐他们。⑥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新政权对基督教以及教会教育仍实行宽松政策，这让不少传教士一度对前途感到乐观，不顾美国领事馆的劝离，决定继续留在中国。新中国成立之后，贝德士并没有感到太多不便，贝德士还三次获得通行证去上海参加基督教全国协进会的执行委员会会议。⑦然而，到1950年，随着朝鲜局势急剧变化，绝大部分传教士不得不离开中国。很多朋友以不同方式跟贝德士表示，“我们很遗憾看到你们离去，因为担心你们将再也不能回来了”。⑧到5月学期快要结束时，贝德士不得不开始准备回国的行程。“贝德士文献”中保留了他交给政府审验用的行李清单，其中交给轮船托运的共有12只木箱、2只上锁行李箱，还有随身携带的6只手提箱。这份清单包括了贝德士南京家中所使用的几乎所有器具，从长条桌、凳子到上千册图书，从被褥衣物到吃饭用的小手巾，甚至包括易碎的几十只碗碟和花瓶、孩子的笔记本以及山水铁画等，上千件物品悉数运回美国，可见他对南京这个家的眷恋。 1950年7月，贝德士夫妇向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外侨管理科登记，奉准离境。⑨同年8月，贝德士在回国旅途中给朋友们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详细描述了他们离开中国时的情景与感受，其中不无遗憾地写到“我们作为南京居民三十年的时光结束了”。⑩贝德士夫妇出境的旅程还算顺利，从上海经杭州、南昌、株洲，最后到达广州，从那里出关到香港，一路得到各地当局善待，虽然偶尔也感受到“僵硬的官僚作风”，但铁路职工、警察和士兵对他们极为友好。(11)如果和后来一些被控“帝国主义间谍罪”而驱逐出境的传教士相比，贝德士的境遇要好多了。 让贝德士更加欣慰的是，在其回美国前的5月，几位早期受业于他、学业有成的学生们编辑了一册《贝德士先生留华讲学卅周年纪念》，(12)以此来向贝德士表达惜别和敬仰之情。已是西南联大名教授的蔡维藩(1924届毕业生)在首页给贝德士敬题了“吾爱吾师，吾爱吾师爱真理”。他评价贝德士治学谨严，每堂课都认真准备，讲课不重外表但内容充实。贝德士最早的学生、后来留学芝加哥和哥伦比亚大学的马博庵(1919级)引用了贝德士经常跟他们讲的几句话作为给老师的献辞：“我们(指贝德士夫妇)来华的目的，是要为中国人民服务，我们的任务，要做到不需要我们的时候，就算完成了”；“追求真理是我们治学的唯一目的，而了解事实，分析事实，则为追求真理不二法门。”这些话可以看成是贝德士在华服务精神的真实写照。后来成为中国基督教领袖的江文汉(1927级)称赞贝德士“先生的每一堂课，都是很结实的，使我养成不愿缺课的习惯，在研究和思想的方法上，我得先生的益处极多”。他还特别提到贝德士“虽然是传教士，但却从不利用授课来传基督教。可是先生的为人公正、和蔼、沉着，以及对学生个人的关怀，比口头宣教，要有效得多”。王绳祖是金陵大学历史系成立后的第一届毕业生(1924年)，1929年被贝德士聘为助教，自认一生中贝德士对他的影响很深，他给贝德士的留言是这样写的：“三十年来，追随你最久的两个学生要算是陈恭禄先生和我。我知道你是一个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学者。我知道你是一个肯牺牲自己去帮助别人的基督徒。”南京大学的世界史学科一直在全国领先，这要归功于贝德士在这三十年所奠定的坚实基础。还有一位南京平民尚德义，他是日军大屠杀的幸存者，曾得到贝德士等外侨保护，战后曾跟贝德士一起出席远东军事法庭作证。他得知贝德士要离开中国，就把贝德士在华善行编成颂诗《共承嘉惠》，以“沐恩人尚德义全家”名义敬献给贝德士，称赞他“每隐做善事，常恐华人闻”。(13)学生和朋友情谊让贝德士倍感温馨、留恋。 早在1947年10月，纽约协和神学院院长范都生(H. P. Van Dusen)就写信给贝德士，诚邀他就任差传学教席，弥补一位即将退休教授的职位。贝德士回信婉拒，其中一个理由是他认为自己大部分教学侧重于历史而不是神学，他虽然在耶鲁神学院、哈佛神学院、协和神学院、金陵大学都学习过，但他坦承从未跟神学教授们学习差传学，也从未正式学过哲学，因此他深知自己在神学、传教理论甚至传教方法方面缺乏足够的训练。(14)南京解放后，贝德士在金陵大学的工作不断萎缩，加之范都生又多次来信坚持聘请他，贝德士慢慢克服了他的不情愿，终于答应到1950年加入纽约协和神学院。(15)他在这里一直工作到1965年退休。 贝德士在金陵大学以教授欧洲史和苏俄史为主，从未教过中国史，但他在耶鲁大学的博士论文却是中国古代史研究(题目是“中国中央帝国的建立：公元前221～87年”，导师为著名传教士汉学家赖德烈教授)，加上他向金大同仁的学习与交流，因此在南京时期就已出版发表了多篇当代中国政治、社会以及国际关系的论著，被公认为“上乘的中国通”。美国基督会机关刊物1939年发表了题为《贝德士：国际关系传教士》的文章，(16)称赞贝德士勤于收集有关国际关系的材料，“他有独立的信息来源和特别的分析能力”。因此，贝德士刚一回国便被多家教会团体如美国基督教协进会海外宣教部(NCC)、世界基督教联合会(WCC)聘为研究员或顾问，负责中国事务的咨询。他积极参与当时美国主流汉学家如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韦慕庭(Clarence Martin Wilbur)组织的中国研究会议和研讨班，也与“南京帮”(17)及其他在华传教士多次组织关于中国基督教的研讨会，参与编辑和中国相关的书刊，其工作和生活随处可见“中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还长期担任当时一份颇具社会影响力的基督教杂志《基督教与危机》的编委，(18)这也是他关于中国观察与研究的主要发表阵地。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到1971年，年他在该刊至少发表了70余篇有关中国的文章或社论。贝德士虽然不忍离开第二故乡回到母国，但他仍以冷静的观察与研究，继续保持着他与第二故乡的密切联系。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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