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变革的中国”：在华传教士的中国情怀与观察(1949-1969)(5)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3:10:19 《广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 刘家峰 参加讨论
五、基督教在华命运：“奇迹” 贝德士回美之后的研究工作主要是以“中国基督教”为主题，大致上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主题是《基督徒在华奋进六十年：1890-1950》，可惜他去世前未能完成这部众人期待的巨著，但留下了丰厚的工作手稿和资料，对我们今天研究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基督教史仍大有裨益。二是对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的观察与研究。美国全国基督教协进会远东海外宣教部设立了中国研究委员会，其宗旨是帮助美国公众理解中国人民的当代历史、文化及影响，欣赏中国人作为“国际大家庭及上帝所造人类的一员”，寻找一些方法去影响公共舆论，改善美国政府与中国的关系。(43)贝德士从1950年开始长期担任中国委员会的委员，与梅尔文、毕范宇(Francis Wilson Price)、章文新(Francis P. Jones)等众多在华传教士组织了一些会议和研究项目。关于贝德士对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方法、特色以及未完成大著的原因，章开沅先生已有文章详细分析，(44)本节主要就贝德士对当代中国基督教的观察、研究做一简要分析。 贝德士在金大多年讲授苏俄史，加之中国共产党的兴起与发展，这让贝德士很早就关注基督教与共产主义的关系问题。1939年他撰写了《基督教与共产主义》小册子，很快被主张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张仕章翻译成中文出版。(45)概括而言，贝德士对共产主义的目标深表“同情”，但不认同共产主义的方法即“武力革命”，自称其立场接近“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到1949年中共取得胜利时，贝德士发现周围信徒都愿接受中共统治是命中注定，赞成共产党所宣称的“反对地主资本家剥削、提升劳动阶级地位”的目标。当然，教会领袖会比普通信徒多了一些对新政权的担忧，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新政权不会允许基督教的教育医疗等私有组织存在，即使作为权宜之计允许临时存在也会加以限制，私立学校可能会被收归国家管理；二是新政权实施苏联意义上的“信仰自由”来代替宗教自由，同时允许反对宗教的自由；三是新政权会打击与美国相关的一切人和事，外国对中国基督教事业的捐助和传教士的存在都将成为疑问。(46)后来时局的发展也的确如此。 1951-1953年外国传教士已从中国完全撤离，外国教会津贴也全部中止，基督教大中小学教育经过调整改造全部国有化。基督教顺应政治形势，先后发起了抗美援朝爱国、控诉批斗以及三自革新运动，使教会领袖和信徒跟过去的差会和传教士从思想、组织上划清界限，中国基督教完全断绝了与美国教会的联络。贝德士回国不久就通过中华基督教协进会机关刊物《天风》杂志得知，中华基督会总干事邵镜三在南京的控诉大会上控诉了他。邵镜三是贝德士所属基督会信徒，后在金陵大学受教于贝德士，并在贝德士和毕范宇的推荐下去美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担任中华基督会总干事。他控诉的主要内容是贝德士在其著作《论宗教自由》中批评了苏联没有真正的宗教自由，是盗取中国情报、反苏反共的美帝国主义分子。(47)贝德士把它全文翻译成英文，发给少数几位朋友。他还附加一个说明，指出邵选择他来控诉的几个可能理由，但他对控诉的内容没有任何反驳，也没有一句责备学生忘恩负义的话。(48)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贝德士作为一名师长和基督徒的仁厚宽容，也说明他理解中国同事在新政权下的处境和不得已的选择。 到1957年，中外教会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一些外国教会代表团通过文化交流渠道已经访问中国，中国也派教会领袖去了欧洲大陆和英国，但美国依然被排除在外。在贝德士看来，这些交往虽然信息不多，但总比没有强。他认为中美之间在行动和政策方面不应该存在障碍，建议负责任的美国教会人士在机会来临时，应有决心勇敢面对如期而来的政治和准宗教的争论，因为“基督教团契的割裂和敌意的孤立是对我们信仰的否认”。(49)1958年贝德士向美国基督教协进会中国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咨询报告，总结了美国教会内部在这一时期对中国教会两种相反的观点，其中一种观点认为美国与中国的任何接触都是徒劳或有害的，持有这类观点的人往往认为“共产党革命是魔鬼”，而且注定要失败，因此，友好的接触反而给予敌人帮助和安慰。贝德士批评这种观点的实质上因为有些美国人对共产主义体系怀有敌意，认为它与基督教信仰、教会都是不相容的，他指出这种假定并不符合当代中国的实际发展。(50) 1964年贝德士与另一位学者主编出版了《世界基督教的前景》一书，并负责撰写中国部分。根据当时他获取的教会资料，他估计有四分之一的基督徒已退出教会，很多教堂也被关闭，牧师神父必须要参加工厂或乡村的生产，基督教出版物锐减，《天风》先从周刊改为双周刊，最后改为月刊。贝德士猜测1958年中共实施了某些政治决定，导致教堂和会众数量减少，如上海由原来的240余座教堂缩减为20多座，北京和广州原拥有60多座教堂，现均被减至4座；其他拥有10或20座教堂的城市均被减至1或2座。(51)贝德士当时并不清楚是因为教会为加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增加生产，决定打破宗派界限，实行联合崇拜，因此才出现了“大城市里十分之九的新教教堂被关闭”的现象。尽管如此，贝德士对中国基督教的发展也没有悲观，他认为“共产党并没有使用所有资源来摧毁基督教”，相比之下，佛教、道教受到的摧残更甚于基督教，有组织的宗教生活完全停止。贝德士借三自爱国运动领袖吴耀宗1954年的一段话来表示他对中国基督教未来发展的信心。当时一些基督徒经常问吴“中国基督教还有未来吗”？吴回答说：“永生的神不会随着时间而变，我们没必要关心神的忠诚，而应该让自己忠诚于信仰。只要我们坚定信仰，言行一致，如果我们对耶稣基督做有效的见证，所有的担心都会消失”。(52) 然而，中国基督教的发展并没有像吴耀宗所想的那么乐观。1965年前，新教和天主教原各拥有一份公开出版物，新教还有唯一一所神学院即金陵(联合)神学院。但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兴起，基督教报刊和神学院都被迫关闭，红卫兵及其它“造反派”把牧师神父等赶出教堂，丁光训主教也被下放到农村改造，教会的公开活动几乎全部停止，只有上海、北京保留个别教堂用于招待外宾。这让贝德士不得不再思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前景问题。1968年贝德士连续发表了三篇长篇文章讨论这一问题：一篇题为《中国的基督教会与信徒，1950-1967：片段的理解》；(53)另一篇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命运》；(54)第三篇题为《基督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研究来理解的时候到了》。(55)这三篇文章主旨一致，概述了新中国基督教的发展史，分析了中共的政治思想、宗教政策及他们对基督教的决定性影响。贝德士认为不能把基督教停滞的原因简单地归咎于红卫兵运动，这其实是新中国二十年来推行“彻底的单一方向政策”的结果。(56) 贝德士在这三篇文章中都提到了1959年由外语出版社以西班牙语出版的一本小册子，题名为《天主教与古巴：行动计划》。该书在欧洲和美国都很少有人提及，而贝德士却认为这本小册子至关重要，因为其作者是李维汉，周恩来总理的老部下，多年领导统战部工作，负责民族与宗教事务。让贝德士好奇的是这本小册子虽然题名有“古巴”二字，但内容并没有谈及古巴的事情，反而是关于“中国天主如何被征服、政治化及最后消亡”过程的简要评述。(57)贝德士推测这本小册子的用意是，作者以政策制定者的身份列举中国的经验，并用已取得的显著成绩作证明，以此来指导古巴清除天主教会的影响。贝德士在文章中详细转引了李维汉总结的行动路线是“指导、教育、规劝、说服，通过使大量天主教徒参加集体学习和政治活动，一步步地充分唤醒和发展他们的政治意识”，然后用马克思主义逐步地取代宗教的因素，最终天主教徒们会自觉地毁灭他们自己创造的神圣形象。整个运动又分成三个阶段，包括瓦解教会的国外联盟，使教会内部分裂，最终使教会屈服于政府；让中国天主教会独立于外部世界，使广大信徒相信没有梵蒂冈的指导管理也可以保持他的信仰；第三个阶段就是通过构建分裂式的主教制和崇拜仪式，把宗教彻底个人化，从而使集体宗教生活消亡。李维汉就此论到：“当宗教实践被转化为个人行为，宗教就会渐渐被遗忘。新一代会取代老一代，宗教将不过是一支历史插曲，只有在探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时才会被提及。”(58)贝德士认为这本小册子完全可以解释新中国以来的宗教政策及实践结果。在这一有计划、有步骤的“消灭宗教”政策指引下，中国基督徒历经了无数的自我反省、控诉和批斗运动，但基督教信仰在中国依然延续，这在贝德士看来简直是个“奇迹”。(59)他对基督教未来发展依然保持着乐观的信念，坚信“随着政治的变化，基督教迟早会有复兴的机会”。(60)作为一名在华传教士，他的坚持和乐观是可以理解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基督教的迅猛发展也印证了贝德士的预言。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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