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变革的中国”：在华传教士的中国情怀与观察(1949-1969)(6)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3:10:00 《广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 刘家峰 参加讨论
六、结语 以上仅就贝德士1949年后对中国的言行做了概述，未必完备，但大体可以看出这位前来华传教士对中国深厚的情怀，他在冷战时期为改善中美关系而努力呐喊，对困难时期的中国人民予以同情，对变革的中国予以理解或理解式的批评。那么，贝德士这些言行(主要是论著)在当时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呢？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公众对中国的认知？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的决策，改善了中美关系？笔者目前很难找到确切的资料来回答这些问题。贝德士虽然不能像费正清、鲍大可(Arthur Doak Barnett)等中国学专家直接向政府提供对策建议、出席对华政策听证会，但他的诸多文章对促进公众理解中国确实发挥了作用。而且，后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也都说明贝德士的思想、建议顺应了历史潮流。对这样一位终生都在关注中国、为中美关系正常化而努力的美国人，不仅值得尊敬，更值得我们去挖掘其思想与行动的价值。 从另一方面来讲，贝德士只是来华传教士群体中的一员，还有数百名像他这样的传教士在做类似的工作，有些人名气要比贝德士大得多，如毕范宇、梅尔文、章文新等，他们在教会或神学院，对会众、学生以及社会舆论等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力量积攒在一起，便不可小觑。这需要做更多实证研究，才知来华传教士群体的言行对中美关系改善有何具体影响。 如果把贝德士及其论著放在当时美国中国研究的系谱中，我们会发现他还是一位被忽视的中国学专家。虽然他回国之前就是公认的“中国通”，但在目前所见有关美国中国学发展的系谱上，几乎看不见贝德士的名字。为何？原因也许有如下两点。 首先，贝德士关于中国研究的确没有发表很厚重的著作。他关于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如何形成的博士论文从未出版，倾注他半生心血准备撰写的大书《美国新教在华奋进六十年》也最终没能完成，只留下颇有价值的工作草稿和几篇分量很重的论文。(61)他的近百篇时评文章多发表在教会圈内甚有影响的《基督教与危机》半月刊中，只有少数文章发表在受政学两界关注的《远东季刊》及后来的《亚洲研究》、《太平洋事务》等名刊上。这些可能都限制了他在学术界的影响。 其次，贝德士虽然也强调研究要客观、实证的重要性，但他有关中国历史与当代的研究的确时时彰显出基督徒的立场，着力寻求“基督教的理解”。这可能是世俗的中国研究学者们不能接受的主要原因。 但笔者认为，以上两点并不妨碍我们把贝德士看成一位杰出的中国学研究专家。作为一位在牛津、耶鲁受过历史学和政治学完整训练的博士，作为一位在中国教学、生活三十年的历史学教授，他对中国语言、历史和现实的知识和理解远超过五六十年代美国那些主要靠在教室里学习中文而成长起来的中国研究专家们。他虽然没有出版很多著作，但他发表的论文、文章和未刊手稿都在在体现出他对中国历史和当代问题研究的睿智。美国在战后的中国研究有一个从汉学(古典中国学)到现代中国学的转变，贝德士也顺应了这一转变，从古代中国研究转向近现代研究，他对当代中国的观察、研究、发表和评论等学术活动也是美国现代中国学建构过程的一部分。美国中国学的创始人费正清对贝德士有很高的评价，另一位中国学的代表性人物韦慕庭与贝德士合作最为密切。贝德士的名字更频频出现在很多论著的致谢中，他为很多中国研究学者、博士生无私提供了指导和帮助。确切地说，他是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的一位幕后英雄。 美国现代中国学的重点在于政治、军事和社会等，而对包括基督教在内的中国宗教并不重视。现代中国学的主要目的还是出于维护美国自身利益、针对别国所进行的战略式研究和思考，研究方法多借助各类社会科学的理论。而贝德士的研究更偏重于中国基督教以及政治、国际关系对宗教生态的影响，立足于基督教的人文主义，追求世界和平与公义，而不是战略对策式的研究。贝德士曾这样解释自己的学术立场和使命：“作为受过启蒙的公民，有信仰有远见的基督徒，我们应该看得长远，不要仅看到人间冲突的国家，更要看到上帝之国，在这里中国人、北美人和所有民族都应共享生产力、健康、知识、文化和精神生命。如果这就是政治，让我们接受控诉。如果这是基督教的超凡脱俗，那让我们拥有更多。”(62)笔者认为，贝德士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研究，不仅拓宽了美国现代中国学的研究范畴，而且，其基督教和平主义的立场与方法也丰富了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的视野。从这个意义上讲，贝德士是当代不应忽略的杰出中国学专家。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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