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变革的中国”：在华传教士的中国情怀与观察(1949-1969)(3)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3:10:03 《广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 刘家峰 参加讨论
三、“不能无视中国” 贝德士见证了人民解放军进入南京以及新政权的初始阶段，他赞扬解放军纪律严明，并判断共产党已全面掌握政权。但他无法回答美国朋友提出的问题：中国社会和文化未来如何？解放了的中国人未来走向如何？基督教在共产党政权体制下又会如何生存？(19)由于中美关系紧张，回到美国的贝德士已无法像在中国那样获得充分的信息，更不能近距离地观察中国，只能从一些公开的新闻报道以及教会渠道内获得有关中国的有限信息，对中国发展做出他自己的观察和评论。 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际关系是贝德士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初期只有以苏联为首的少数社会主义国家迅速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而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仍在观望。印度是首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资本主义国家，1950年4月中印正式建交。贝德士对此表示赞赏，他认为亚洲人民有权来决定自己的命运，而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没有权利利用其财富和武力来干涉亚洲，印度作为有独立的内政外交自由决策权的亚洲大国，对中国新政权的承认是顺理成章的。(20)到五十年代中期，承认新中国的国家越来越多，中国在联合国与其他国家的较量开始引起贝德士的关注，他一向支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联合国的功能，避免诉诸武力。1956年，贝德士在文章中预言共产党中国在联合国替代国民党中国是迟早的事情，只是“何种方式或何时尚未明确”。(21) 台湾问题一向是制约中美关系发展的关键问题。贝德士从大陆、台湾双方人民福祉的视角出发，强烈反对美国政府的干涉政策，批评美国把台湾人和大陆人仅仅当作“武器和靶子”，没有把他们看成是“有需要和愿望以及有问题要解决的人”。他呼吁美国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广泛、持续地来磋商，实现真正的国际合作，减少单边的偏见。他认为英美教会在这方面也可以发挥作用，先进行共同研究，再推进到政府层面，同时发挥联合国的功能。(22)1958年，贝德士在另外一篇关于海峡两岸形势的文章中提醒美国政府，在制定台湾政策问题上应考虑的几个因素：首先，大陆人口是台湾的60倍；其次，北京和台北在“中国是不可分割的”这一观念上完全一致；第三，蒋介石政权是依靠美国盟军而生存，从这个角度谈，美国干涉将会是臭名昭著的持久战，而且从大陆的角度来看，这将会被视为战争行动，有可能导致世界大战。因此，他认为美国对台湾或明或暗的承诺资助，保护“这个在数千门海岸炮环绕的岛屿”，在军事和政治上都是很荒谬的，因此，他建议台湾和美国五角大楼、白宫、国务院的领导人对目前这种架构进行彻底反思。(23) 1960年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正式列入联合国大会议程，印度总统尼赫鲁宣称1960年将是联合国大会最后一次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但美国驻联合国发言人亨利·洛奇(Henry Cabot Lodge)却宣称，中国“永远”都不能在违背美国意愿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在美国的操纵下，中国代表权问题被列为“重要议题”，需要三分之二的赞成票才能通过。贝德士对此政策非常失望，他发表了题为《不能无视中国》的文章，认为美国理性的政策必须考虑现实，“虽然有些是令人痛苦的现实，但也应设法改善现实”。他指出，“台湾代表中国”这样的谎言是对现实的“冒犯”，他质疑台湾当局依靠外部力量(美国)能否与有着65倍人口的大陆抗衡，能否永远维持下去。另外一个在贝德士看来世界要面对的重要现实就是“中国通过革命和帝国的意图、通过宣传和暴动、通过经济实力和可能的军事干预对整个东亚和南亚所构成的威胁”。“那我们应该做什么呢？”贝德士提出，“应该把我们的心灵适度地从想象转到现实。与朋友和中立者不断协商，寻找方法逐渐打开门户与中国建立‘正常’关系，经常与中国人沟通、调适，以缓和东亚和南亚的持续紧张”。这样做虽然不一定立竿见影，“但道德的僵化与排外性只能延续与增强现在的灾难”；“中国仍在那里。美国和台湾十年来粗暴的言论并没有撼动她”。(24)贝德士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提醒美国政府，很多国家的高层政治家都认为把中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是“愚蠢而且不公正”的，不论僵化固执的美国政府是否同意，都应采取建设性的修正措施。(25) 1961年12月15日联合国投票表决中国代表权问题，中国失利。在贝德士看来，一个相当于拉美20个国家总人口3倍或非洲29个国家和7个主要殖民地人口3倍的中国，却不能与世界其他国家充分交流，这是相当令人遗憾的。他认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关系正常化是很重要的，因为中国现在“非常困难”。他认为“没有中国，就没有世界论坛，就没有世界秩序”；“我们应该寻求合适的理由和机会让中国加入联合国，而不是与支持加入联合国的观点做斗争。(26)在随后几年里，贝德士反复强调中国对世界和平的重要性：“没有中国，人类世界能走向和平和美好吗？排斥中国是错误的，而且没有未来”。(27)贝德士还提醒美国政府和公众不要仅仅想到核威胁时才想起中国的存在，“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人类历史上最激烈的革命发生在中国——这个中国被大大地忽视了。这种冷漠将要付出很高的道德代价，而且政治、物质上的代价将来有一天更是难以计算。(28)1971年10月，贝德士欣慰地看到中国重返联合国以及中美关系的改善。 贝德士在积极支持中国步入世界舞台的同时，也批评中国在追求世界革命的口号下向外输出武装斗争的理论。贝德士留意到1965年9月2日中国各大媒体都发表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的评论文章，阐述了中国以及外国共产党同盟长久以来发展出的世界观：“夺取权力要靠武装斗争，要靠战争来解决问题，这是中心任务和革命的最高形式”；中共在抗击日本、国民党、朝鲜战争中的胜利都说明依靠农民、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正确，因此就把这一战略应用到全世界，把亚非拉看成毛泽东思想战略中的“农村地区”，北美和欧洲是“世界中的城市”，利用亚非拉的人民战争就可以粉碎美国和“走狗”；而美国试图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就会让更多人民转向社会主义，如同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贝德士认为这种想法“是对世界以及世界秩序的极端甚至是病态的理解”。但他同时也表示不能因为“这些理论不符合我们的理性，或因为我们对此有不理性的敌意”而置之不理。贝德士从他对中国1949年以来中外冲突的实例中发现，“中国迄今为止在实际行动方面以谨慎为主”，因此，他提醒美国不要把中国看成是“好战的或有侵略性”，“目前的总体局势要求我们从智慧和远见出发，理解和坚持，而不是冷漠和忽视”。(29)贝德士反对美国在越南的战争，他判断中国的越南政策是坚决反对任何谈判，除非是以美国撤退为基础，这是中国国家利益和革命利益的一贯表达。他认为中国高层会把越南战争看成是世界革命的伟大展示，也正好用来反对苏联政策，同时也是对美国的胜利。(30)越南战争的最终结果也证明了贝德士的判断正确。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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