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变革的中国”：在华传教士的中国情怀与观察(1949-1969)(4)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3:10:27 《广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 刘家峰 参加讨论
四、“理解变革中的中国” 贝德士关注中国国际关系的同时，也很关注国内政治、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尤其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他透过媒体资料了解大跃进时期的经济计划和增长数据，但他无法相信煤炭和矿石的供应及运输，以及低品位的生铁可以极大、持续增加全国可以使用的钢铁产量。1958年农作物的产量比以前最高年份还高一倍多，这也让贝德士及中国以外的专家感到不可思议。贝德士对已开始实行的人民公社制度、集体劳动、公共食堂等举措的有效性也表示怀疑。他认为中共宣称拥有足够的智慧和力量可以比苏联更迅速更精明地改造社会，可以比莫斯科走得更远是很冒险的，毕竟中国的工业和技术资源只是莫斯科的一部分。(31)不到两年时间，大跃进带来的后果就暴露无遗。贝德士对忍饥挨饿的中国人民表示很大同情，他认为这时他应该尽可能大声疾呼，要求美国废除禁运及所有直接或间接与粮食购买相关的障碍，并作为现存贸易政策的一个人道主义特例来安排。贝德士还期望这些措施不要当作是利用对手的危机而大做文章，而应作为一种常态，并从中慢慢发展出新的关系，“要理解中国，而不是对准中国”。(32) 著名记者斯诺在1960年获准以作家身份访问中国，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有美国记者来华。斯诺回国后出版了长达800余页的《大河彼岸：今日红色中国》，叙述了他所见到的中国各阶层人们的工作和生活状况，这在美国引起舆论界的很大关注和争论。(33)不少中国研究专家给予好评，也有以《展望》(Look)杂志为代表的一些媒体予以批评，认为他美化了中共，没有全面反映中国人在“集权”统治下的灾难。但贝德士给斯诺以很大的支持，他认为该书既对新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做了实事求是的表彰，也批评了大跃进以来自欺欺人的后果，评价斯诺“保留了一个美国记者个人主义的骨气”，是一个“仁慈高尚的人”(34)。 1966年前后，贝德士注意到文艺界、大学校长、党和政府的宣传与文化领导以及《人民日报》主编等大约200个著名人士纷纷被打倒，文艺界领袖周扬也都被批为“假左派、真右派，反党反革命”，他才意识到中国开始了一场所谓的“文化革命”，“由红卫兵利用这个受人欢迎的术语到处兴风作浪，作为权宜之计，中共高层便利用红卫兵来反对党内不同毛泽东意见的集团”。贝德士当时所理解的文化大革命的动因来自“一个担任中共主席31年之久的毛泽东”，认为毛泽东发现不能实现过去所许诺的美好愿景，就想让共产党机器再次发动，通过更强的意识形态指导，防止脱离正道，来一个全方位的大跃进；毛泽东担心中国像被苏联那样被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思潮所统治，不愿意不也能放弃阶级斗争或转向资本主义。(35)当然，随着时间推移，贝德士对文革的理解也超出了文革仅是毛个人意愿的初步看法。 贝德士始终关注这场源自意识形态斗争的文化大革命，在1966-1969年间发表了多篇文章和评论，向美国公众介绍这场运动的起源和发展。贝德士发现文化革命使得“名义上的党领袖通过正常的领导和法律程序已经无法发号施令”，认为毛泽东对这场新革命的主张“已超出了文化，走向暴力”，“无论赢还是输，他已经在他一手缔造并依靠的党和政府中制造了数百万的敌人，他或许已经对那些中央机构的士气和名声造成了不可修补的损伤。(36)贝德士坦承他有点看不明白这场运动的实质，因为整个过程充满了各集团的明争暗斗。(37)1967年，贝德士用《中国：以革命反对革命》的标题来描述中国的总体形势。(38)1968年的标题是《文化革命在继续》，他敏锐地指出文化革命实质是党内统治集团的一场内战，原因是“党内的民主传统长时间地被遗忘了”。(39)他在《中国革命：1969年》中开篇就问：文化革命结束了吗？取得了哪些成就？文章分析了中共九大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组成，贝德士发现最大的变化就是政治路线摆向继续革命，以军队为核心来反对从前的党内老干部。他注意到林彪自1959年取代彭德怀后，政治地位一路飙升，通过在军队的政治清除和彻底的思想灌输，获取了改造整个系统的权力，并树立了人人都念红宝书的典范，并最终被确定为毛的接班人。但贝德士也对林彪的动机提出了疑问：“谁知道林彪仅仅是毛泽东或毛思想的仆人呢，还是为达到自己目的的地下党呢？……如果毛去世或不再清醒，林彪是会掌权还是会退缩？”贝德士对1969年中国形势的评论还比较乐观，因为他发现公开的冲突已经被压制，党和国家看上去正在恢复秩序，经济增长保持高速度，相当于1957-1958的生产总值，城市粮食供应较足。不过，贝德士还是不能完全理解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城市下放到农村，他想这里面是有惩罚性因素和拓荒边疆的意愿。高校、高中迅速减少，稍加训练的士兵被誉为理想的市民，官员和知识分子被怀疑甚至更糟。这就是文化革命三年来留给贝德士的图景。(40) 1967年贝德士组织了一个小型会议讨论中国百余年来的变革，邀请了包华德(Howard L. Boorman)、韦慕庭、陈锡恩及Claude A. Buss四位著名中国研究专家，以及梅尔文(Wallance C. Merwin)和E. Bruce Copland两位教会人士撰写文章。1969年由贝德士将这些文章编辑成书，题为《变革的中国：通向理解之路》。(41)这些作者无论是学者还是传教士全都有长期在华的经历，对中国都持有友好和客观的立场，对当代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宗教情形做了概述而又富有启发的研究。贝德士撰写了该书的前言和结论部分。他在序言中提出，“占人类最多数量的中国人很大程度上已被国际社会孤立，并与联合国正式开战，与其他很多国家也处于互相敌对的状态。这是怎么形成的呢？为了全世界的福祉与和平，这种情形应当被理解和解决”；“中国人民已进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群众革命，让我们北美人倍感震惊和复杂，伴随着孤立和冲突，为多思的人们带来焦虑。”贝德士认为美国和加拿大人有责任去启蒙公民意识，去影响政府的决策，作为基督徒，更应该认识到普遍的人类责任就落到自己身上。贝德士还建议“基督教差会在这个时候应该去寻求最合用的资源，理解中国人民，基督徒应该做些什么来改善目前的关系”。(42)幸运的是，贝德士在有生之年看到中美关系改善，中国也启动通向现代化的变革；遗憾的是，他未能活得更久，可以亲自到中国来体验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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