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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普洱茶与滇东南多民族社会(2)


    明代全国饮茶的方式发生改变,直接影响到各地茶叶的生产与销售。宋人饮茶,习惯将茶叶碾碎揉之制为上品,称“大小龙团”;而视散片之茶为下等茶,“故缙绅皆不贵之。”洪武二十四年(1391),因制造龙团茶颇费民力物力,明太祖朱元璋下诏罢造龙团茶,以后仅许采茶芽以进。明代各地饮茶,流行“惟取初萌之精者汲泉置鼎、一瀹便啜”的方式。明人称此法采焙俱选用茶叶的嫩芽,“无碾造之劳,而真味毕现,”这一改变“遂开千古茗饮之宗”。[7]自明太祖颁诏,碾碎茶叶、揉制为龙团的生产工艺乃告结束;采芽茶晾晒保存,用时投入滚水啜饮,便逐渐演成通行的习尚,进而影响到各地茶叶的生产、加工与销售。
    明人饮茶既流行水开即饮、添水复饮的方式,盖碗茶中的茶叶是否耐泡,以及滋味淳厚与否,便为茶客所关注。云南东南部的茶树属于多年生的大叶种茶,主要特点是生长迅速、采摘期长并可多年栽培,无须施肥除虫,而且茶叶味酽耐泡,历十余泡茶味仍不少衰。滇东南的大叶种茶采摘之后,经集中堆放略为发酵(行话称为“渥堆”),便可销售泡饮;同时茶叶中的微生物黑茶菌仍继续存活,受黑茶菌活动的影响,随年限的增加茶味亦逐渐醇化。因此,大叶种茶不仅种植及加工工艺简单,制成以后可长期保存,而且数年后滋味更显醇厚,上述特色正好适应了散茶饮用的要求。大叶种茶还有一个特点,既有助消化和驱赶风寒。清代仕宦云南的吴大勋,称滇东南的大叶种茶能消食理气,去除积滞,驱散风寒,“最为有益之物。煎熬饮之,味极浓厚,较他茶为独胜。”[8]《普洱茶记》称:“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清人甚至说:“普洱茶膏能治百病,如肚胀受寒,用姜汤发散,出汗即愈;口破喉颡,受热疼痛,用五分噙口过夜即愈;受暑擦破皮血者,研敷立愈。”[9]但滇东南大叶种茶的迅速崛起,并非始于流行盖碗茶的明初,而是在其后数百年的清代,其中必有耐人寻味的原由。
    滇东南出产的大叶种茶在明代并不知名,有诸多记载为证。据《万历野获编》,明代全国向朝廷进贡之茶,以产自闽地者居多,建宁府(在今福建)、庐州是重要的产茶地。宜兴、长兴两地所产贡茶,虽各仅百十斤,但因质量上乘,“皆今之所珍。”散茶主要产自太湖与龙溪,淮南岳麓、荆湖、德州等地也有出产。《万历野获编》列举全国知名的产茶之地,未见提到云南。[10]明人许次纾所撰《茶疏》,称云南所产之五华茶(按:实为产自昆明太华寺之太华茶),与湖南的宝庆茶齐名。[11]《万历野获编》等史籍则说大理的感通寺产茶。谢肇淛亦称云南知名之茶,有昆明太华茶与大理感通寺茶,但“(价)值不廉”。谢肇淛于万历年间任云南省右参政,天启元年(1621)因改任广西按察使而离滇。足见在明天启元年前,滇东南地区所产之茶尚不流行。[12]
    另据《明史·食货四·茶法》:称全国产茶地区上缴茶课,广西、贵州皆纳钞,“云南则征银。”《明会典》载:云南茶马司纳银17两有余。[13]看来以盖碗茶啜饮散茶的习俗,明代已传入云南地区,因饮茶者众多,致使茶叶的产量增加,云南乃向朝廷缴纳茶课,每年仅纳银10余两。明代知名的云南茶叶,见于记载的有昆明太华寺所出的太华茶,与大理感通寺所产的感通茶。崇祯十一年(1638),徐霞客在昆明啜饮太华茶,称“茶洌而兰幽,一时清供”。[14]据《明一统志》卷八六:“感通茶,感通寺出,味胜他处产者。”康熙《云南通志》载:“太华茶,出太华山,色味俱似松萝。”“感通茶,出太和感通寺。”[15]至于滇东南出产的大叶种茶,由于产量有限识者无多,以致《万历野获编》等史籍失载。明代云南边远地区交易仍流行贝币,经济较繁荣的腹地才使用银两,亦可证明上缴茶课的地区,主要限于昆明、大理等省内腹地,而且纳银的数量不多;若滇东南出产的大叶种茶也须纳税,则不会纳银。清初,达赖喇嘛秦请于北胜州(治今云南永胜)设互市交易茶马,吴三桂建言“令商人于云南驿盐道领票,往普洱及川、湖产茶地方采买,赴北胜互市”,亦称“本省普洱地方,产茶不多”。[16]亦可为证。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