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普洱茶与滇东南多民族社会(7)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7:10:47 《清史论丛》2015年号 方铁 参加讨论
四 清代内地流民大量进入边疆和僻地，车里、茶山等地亦为流民较集中的地区。受其影响，滇东南普洱茶产地的社会关系渐趋复杂。 内地移民大量进入云南地区，可溯自明代。明朝认为蛮夷强悍难治，在云南常驻重兵。明朝的军事制度以卫所为基础。其特点一是军士来自军户，军户世代当兵。二是纳入卫所管理的军士，须在指定地区屯田或戍守，有事作战无事务农，由此形成以驻军为形式的大规模移民垦荒浪潮。明朝还将一些内地百姓迁至云南屯垦。明廷在云南各地所置卫所，分布在今腾冲、保山以东，景东、红河以北的地区，滇南、滇西等蛮夷集中地区则由土司管辖。卫所军士、迁来百姓主要分布在农业地区，其作用不可小视。明人王士性说：云南新置郡邑，皆建卫所之中，以卫所为主，郡邑为客，缙绅拜表祝圣皆在卫所；“故卫所所治皆中国人（按：指汉人）。”省内腹地的发展速度乃远超边疆和僻地。王士性称设治之地，“惟云南、临安、大理、鹤庆、楚雄五府嵌居中腹地，颇饶沃，余俱瘠壤警区。”[54]因外来人口甚少，且长期被土司控制，滇东南等边疆地区长期封闭落后，难以形成普洱茶萌生及发展的社会条件。 清代情形发生明显的改变。自发迁居云南的外地流民，大都拖儿带女、贫穷拮据，既无插足富庶之地的条件，亦无创业经营的资本，落籍人口聚集的腹地不甚可能。远赴边疆和僻地从事垦荒及烧炭，或至矿厂充当砂丁，便成为大部分流民无奈的选择，清代云南流行俗语：“穷赴夷方急走厂”。另外一些人则以经商或货郎为职业，游走于穷乡僻壤。清人对此有生动的描述：“各省相继入滇者愈众，旋因开矿，宝庆、衡州人所在皆是，禹王宫、寿福寺遍于全滇；近代蜀人以小贸、经商、夫役用力，穷乡僻壤，靡不充斥。”[55]还有清人说：凡歇店饭铺，估客厂民，以及夷寨中之客商铺户，以江西、湖南两省之人居多，他们积攒成家，娶妻置产，“虽穷村僻壤，无不有此两省人混迹其间，”乃至“反客为主，竟成乐国”。[56]以江西、湖南人为主的外来流民，在迁居车里、茶山等地后，凭借在家乡掌握的制茶知识，很快投身于普洱茶生产及销售的浪潮，尤以从事收购、加工及贩卖者居多。雍正六年（1728），鄂尔泰的奏疏称：思茅、猛旺、整董、小孟养、小孟仑、六大茶山以及橄榄坝、九龙江各处，原有“微瘴”，“现在汉民商客往来贸易，”并不以“微瘴”为害。[57]每年逢采茶季节，普洱府所属的六大茶山方圆600余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粮矣。”[58]由此可见茶山繁荣之状。活跃于滇东南从事普洱茶经营者，有不少便是外来的流民。 一些内地流民因此落籍滇东南地区。雍正六年（1728）六月，鄂尔泰的奏疏称：澜沧江内各版纳百姓富庶，“已不下数万户口，”[59]其中一部分便是外来流民，他们与当地民族融洽相处。但也有少数流民偷奸耍滑，欺骗乃至欺负当地少数民族，后者或聚众反抗。吴大勋说江西、湖南两省之人，有“只身至滇，经营欺骗，夷人愚蠢，受其笼络”的情形。[60]雍正五年（1727）十一月，鄂尔泰奏疏称：“思茅接壤茶山，系车里咽喉之地，请将普洱原设通判移驻思茅，职任捕盗、经管思茅、六茶山地方事务。从前贩茶奸商重债剥民、各山垄断，以致夷民情急操戈。查六茶山产茶每年约六七千驮，即于适中之地设立总店买卖交易，不许容人上山，永可杜绝衅端。”[61]可见贩茶奸商重债剥民、据山垄断，夷民情急操戈反抗的情形，在雍正初年已经出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