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普洱茶与滇东南多民族社会(4)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7:10:37 《清史论丛》2015年号 方铁 参加讨论
雍正六年（1728）正月，云贵总督鄂尔泰上疏，称云南东部之东川、乌蒙和镇雄，西部的镇沅、威远、恩乐、车里、茶山与孟养，“皆系凶夷盘踞，素为民害，”欲规划全省边疆，务使此数处永远宁谧。又说自用兵改流以来东部渐次平定；而西部的车里、茶山、孟养等地，界连交趾、老挝与缅甸，还又说澜沧江内外各设土司，除车里宣慰司（治今云南景洪）外，还有茶山、孟养、老挝、缅甸诸处土司。土司之间争相雄长，以强凌弱，茶山、孟养等地皆被车里吞并，乃至“凶夷肆恶，渐及内地”。车里土目刀正彦蓄谋已久，尤为凶顽，“此人不除，尤难以善后。”建议将刀正彦等尽数擒获，将六大茶山千余里之地尽行查勘，“以图一劳永逸。”[28] 云南巡抚朱纲随后上奏，称茶山夷人经常“梗化滋事”，解决之法是“抚绥擒剿”，在茶山等地设置营汛与州县，“务使已归者无旧主之思，未归者生欣羡之意。”[29]雍正六年（1728）三月，鄂尔泰再次上疏，进一步指出滇东南的六大茶山之地，如倚邦、攸乐、孟养、九龙江与橄榄坝等处，延绵千余里俱属要地，肥饶之处亦不少，“且产茶之外，盐井、厂务皆可整理。”平定之后，在六大茶山建置城垣与军营，可收“既可固边疆之藩篱，并可成遐荒之乐土”之效。[30] 朝廷对车里等地的改土归流，乃在上述背景之下展开。雍正六年（1728）五月，鄂尔泰传檄车里地区，令土兵堵截澜沧江之外的后路，清军则各持斧锹开路，焚栅填沟，连破险隘，进抵盂养之地。六大茶山最大者为攸乐山，所辖40余寨反叛。清军尽日不能遍搜一山箐，且搜兵既至叛夷已遁。清军乃以降夷为向导，深入其地数千里，无险不搜。平定其地以后，清朝以“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内宜流不宜土”为原则，除江外保留车里土司以外，将澜沧江以内的诸土司全部改流；结束了澜沧江内外地区的土司，“无事近患腹心，有事远通外国，自元迨明，代为边害”的情形。[31] 成功施行改土归流以后，清廷在车里等地渐次设治并悉心治理。鉴于车里、茶山等十二版纳之地地面广阔[32]，原俱隶属车里宣慰司管辖；土司刀金宝不能兼顾各处，“以致属夷肆横。”鄂尔泰乃奏准朝廷，将思茅、普藤、整董、猛乌和六大茶山，以及橄榄坝六版纳划归流官管辖，其余江外六版纳仍属车里宣慰司。随后升普洱为府，移元江协副将驻之。思茅界接茶山，为车里地区的咽喉要地，清廷乃将普洱原设的通判移驻思茅，设巡检、安千总各一员，负责捕盗及管理思茅、六大茶山的事务。[33]橄榄坝为该地区的门户，“最关紧要，”乃立为州治，设知州一员。又于九龙江设千总，镇沅府、威远各设守备。设治之后，元江协的防地已减十之五六，朝廷乃撤消元江协，车里等地的重要地位骤显突出。境外诸国闻之震动，老挝、景迈赴清廷贡象。[34]雍正八年（1730），云南巡抚张允随奏准修筑普洱府城、攸乐城与思茅城。以后，云南巡抚尹继善奏准将普洱府城改建为石城，修葺和加固思茅土城，并于诸城四面添筑炮台；对镇沅等地的城垣也进行维修或改建。 普洱设府及移通判于思茅，使官府对其地的控制明显加强，《滇云历年传》因此感叹：“（普洱、思茅等地）与内地之通都大邑，亦何异哉！”[35] 乾隆年间，清廷又调整六大茶山的设治，起因却是为躲避瘴气。据乾隆四十二年（1777）守臣阿桂等的奏疏：雍正年间鄂尔泰曾在茨通建攸乐营，后因瘴气甚盛，尹继善奏准撤归思茅，“以避瘴疠。”阿桂等称自乾隆三十九年（1774）于茨通设普安营，都司要员“瘴故”二人，原设兵丁400余名，“每年瘴故者不下百余人，其余亦多染病。”乃奏准撤消普安营汛，其地夷众仍归土司管辖。[3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