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普洱茶与滇东南多民族社会(6)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7:10:42 《清史论丛》2015年号 方铁 参加讨论
随着普洱茶产地社会渐趋安定，普洱茶的生产获得较大的发展。古茶树所摘之茶不敷需求，产茶地区的夷民试种大叶种茶获得成功，乃在平地大量种植茶树，以满足茶商争购的需要。《清稗类钞》说：“普洱茶产于云南普洱府之普洱山，性温味厚，坝夷所种。”[48]为提高普洱茶的质量，茶农改变粗放经营的传统做法，对所种茶叶勤于锄草捉虫，“旁生草木，则味劣难售。”普洱茶成品的存置亦多讲究，“或与他物同器，即染其气而不堪饮矣。”受茶叶产地、采摘时间等因素的影响，普洱茶又分为不同的等级。生于赤土或土中杂石者最佳。于二月间采摘，茶蕊极细而白的茶叶，谓之“毛尖”，充作贡品。制作贡品的任务完成后，方许民间采摘及贩卖。茶农将所采之茶上笼略蒸，揉为团饼，其叶犹嫩、味道亦佳者，称为“芽茶”。三四月采摘及加工者，称“小满茶”。采于六七月间的名“谷花茶”。少女在雨季之前采摘、出售以备嫁妆者，则称“女儿茶”。[49]对六大茶山生产茶叶的销售去向，官府例有规定。质优者充为岁贡，较差的茶叶散卖省内各地，粗老的茶叶则熬膏压制成茶饼，摹印图案备馈赠亲友。[50]普洱茶的迅速兴起，使产茶地区的少数民族多享其益。道光《云南通志》称：“黑窝泥（今哈尼族）性拙，采茶卖茶其业也。”[51] 车里、茶山等地的官员与兵将，眼红夷民经营茶叶屡获巨利，遂出现官员贩卖私茶、士卒入山扰累的弊端，而且愈演愈烈，严重影响社会的安定。雍正十一年（1733），新任云贵总督尹继善上疏： “官员贩卖私茶，兵役入山扰累之弊，宜严定处分也。思茅茶山，地方瘠薄，不产米谷，夷人穷苦，惟藉茶叶养生，无如文武各员，每岁二三月间，即差兵役入山采取，任意作践，短价强买，四处贩卖，滥派人夫，沿途运送，是小民养命之源，竟成官员兵役射利之薮，夷民甚为受累。前经升任督臣鄂尔泰题明禁止，兵役不许入山。臣等又将官贩私茶严行查禁，但不严定处分，弊累不能永除。请嗣后责成思茅文武，互相稽查，如有官员贩茶图利，以及兵役入山滋扰者，许彼此据实禀报，如有徇隐，一经察出，除本员及兵役严参治罪外，并将徇隐之同城文武及失察之总兵知府，照苗疆文武互相稽察例，分别议处，庶官员兵役，不敢夺夷人之利，而穷黎得以安生矣。”[52] 其言思茅、茶山等处土地瘠薄，“夷人穷苦，惟藉茶叶养生。”每年二三月间，有文武官员差遣士卒入山采茶，低价强买，四处贩卖，遂使百姓养命之根由，竟成官员、士卒获利的渊薮。雍正初鄂尔泰任云贵总督，曾明令兵卒不许入山。但不久盘剥茶民的劣行卷土重来。尹继善因此建议由朝廷发文，令思茅地区的文武官员互相稽查，如有官员贩茶图利以及兵役入山滋扰，官府须据实禀报。如有隐瞒一经查出，除涉事官员及士卒从严治罪，同城文武官员和失察的总兵与知府也分别处分。尹继善与云南巡抚张允随、云南提督蔡成贵联合上奏此事，可见情况严重的程度。经过这一次认真治理，查禁取得明显的效果。雍正十一年（1733），至滇任职的吴应枚称：“普洱产茶，旧颇为民害，今已尽行革除矣。”[53]大致反映了查禁以后的情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