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普洱茶与滇东南多民族社会(5)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7:10:55 《清史论丛》2015年号 方铁 参加讨论
对滇东南普洱茶的生产与销售，清朝制订多项措施，从各方面给予积极支持。因思茅地区界连诸处茶山，鄂尔泰于雍正五年（1727）奏准，将普洱原设的通判移驻思茅，以加强对思茅与六茶山地方事务的管理。其时六大茶山所产茶叶，每年约有六七千驮。雍正七年（1729），鄂尔泰又奏准在思茅设总茶店，由通判亲自主持，管理当地的茶叶交易，并颁布“不许容人上山、以杜绝衅端”的规定。客商买茶，每驮须纳茶税银三钱，由通判负责管理，试行一年后，由地方官府将征税定额报部。[37]思茅总茶店设立后，通判朱绣擅自以“商民盘剥生事”为由，将新旧商民尽行驱逐，令茶户将所制之茶尽数运至总店，领取价值银两，“私相买卖者罪之。”朱绣施行的新政造成极大混乱，[38]不久，又恢复商民在普洱茶产地坐放收发、向普洱官府纳税后转运各地的传统做法。据乾隆三十七年（1772）入滇为官的吴大勋说，普洱府所属思茅地区的茶山极广，“夷人管业，采摘烘焙，制成团饼，贩卖客商，官为收课。” 可为证。[39] 雍正十三年（1735），朝廷设普洱厅，管辖车里、六顺、倚邦、易武、勐腊、勐遮、勐阿、勐龙、橄榄坝九土司及攸乐、土月共八勐之地，至此六大茶山均纳入普洱厅管辖的范围，普洱厅逐渐成为普洱茶购销的重要集散地。朝廷还就普洱茶的包装与税银作出规定：七个圆饼置为一筒，重49两，征收税银一分；每32筒发一茶引，每引收税银三钱二分。从雍正十三年（1735）开始，朝廷颁给云南3000份茶引，下发各茶商以行销办课。[40]因普洱茶滋味醇厚，且有止喉炎利消肿的功效，清廷规定每年进贡。贡茶所需的银两。由布政司库铜息项下开支，每年思茅厅领银1000两，负责贡茶的采办转发，包括将优选茶叶制为茶团或茶膏，以及筹办包装所用的锡瓶、缎匣、木箱等物。[41] 三 有清一朝，堪称是普洱茶产地风云变幻的时代。随着治理的深入与开发的加快，普洱茶产地的社会状况不断改变。对不同时期普洱茶产地凸现的社会矛盾，清廷与地方官府积极应对，在历史画卷留下了多笔的浓墨重彩。 明末清初，滇东南的车里、茶山等地尚处于阶级社会初期，流行随意争斗和掠夺的风俗。雍正初年鄂尔泰上疏，称六大茶山外人罕至，“地寒土瘠，不产五谷。”[42]车里宣慰司辖地的窝泥（今哈尼族），“盘踞万山之中，深匿丛险之内，入则借采茶以资生，出则凭剽掠为活计。”[43]又称当地民风“狡诈犷悍，反复无常”，橄榄坝叛夷尤为“凶顽横肆”。雍正六年（1728）正月，鄂尔泰在奏疏中说：镇沅、威远、恩乐、车里、茶山与孟养等处，“皆系凶夷盘踞，素为民害。”车里、茶山与孟养等地，“各种蛮贼凭陵江外，忽出忽没，并无定所，肆其凶残，莫可踪迹。”[44] 当地的大小土司亦纷争不已。普洱沿边十三版纳之地，原归车里宣慰司管辖。宣慰司长官刀维屏父子及其兄弟，因被他人逼挟而弃职潜逃，加剧了混乱的局面。[45]茶山反叛则起于土目刀正彦。刀正彦倚恃占有澜沧江外之地，“横行边境，号令群贼，劫害商民，始欲计图宣慰，后致杀伤官兵，总因逼近外域，素通诸夷，故积恶频年，无敢过问。”[46]雍正六年（1728）八月，驻防攸乐、茶山的普威营参将邱名扬奏称：车里的橄榄坝等地为“巨恶”刀正彦占踞，“指使窝泥劫杀客商，拒捕不法。”[47]面对上述形势，清廷的应对之策是进行周密策划，果断用兵镇压，剿灭叛乱的土司及凶夷，以尽快恢复社会安定。刀正彦被清军擒获后，“六茶山及各版纳夷民俱各安生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