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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普洱茶与滇东南多民族社会(3)


    
    在社会环境与边疆治理方面,清代云南发生不同于前代的剧变,由此推动普洱茶迅速兴起。云南成功开拓向藏区销售茶叶的市场,为普洱茶的发展更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唐宋时期,北部草原的游牧民族普遍习惯喝茶,籍以解腻和帮助消化,明代尤甚。《明史》说:“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17]长期以来,藏区所需的大量茶叶主要靠四川地区供应。明末因遭受战乱破坏,四川运销藏区的茶叶大幅度减少。清初吴三桂出任云南总管,总揽云南军民诸事。他看准这一商机,主要还是图谋借此联络达赖喇嘛,为将来谋反做准备,于是策划向西藏成批输出茶叶。顺治十八年(1661),达赖喇嘛等受吴三桂唆使,奏准在北胜州试行以马换茶。康熙四年(1665),清廷批准在云南的北胜州与中甸等地,举办云南与西藏两地的茶马互市。[18]
    滇东南出产的大叶种茶因价廉耐泡,被选为输出成茶的主要原料。据《庭闻录》:吴三桂与达赖喇嘛暗商后上奏:云南所需之马,每年须奏请朝廷遣官往西宁购买,难免长途跋涉之劳。今达赖喇嘛既愿通市,“臣愚以为允开之便。”不久又奏:云南普洱之地虽产茶不多,毕竟较别省采买为便,建议“令商人于云南驿盐道领票,往普洱及川、湖产茶地方采买,赴北胜互市,官为盘验,听与番人交易”。所言赴川、湖产茶地方采买是虚,鼓吹采买普洱之茶是实。奉旨准。滇东南所产之茶,遂得以大量生产并销往藏区。[19]滇东南的大叶种茶由于大量销藏,乃逐渐创出名气。商界以其主要产地普洱府(治今云南宁洱)有普洱山,普洱山所产之茶性温味香,“名曰普洱茶,”亦称“普茶”。[20]为压缩茶叶包装方便运输,茶商将初采的散茶上笼略蒸,压制为茶块或茶饼,乃开创普洱茶多压制为茶块、茶饼的先河。
    康熙二十年(1681),吴三桂叛乱失败。康熙帝随即下诏,追查吴三桂暗通达赖喇嘛之事。北胜州、中甸等地的茶马互市一度停办。[21]在查清达赖喇嘛与吴三桂反叛无涉后,北胜州、中甸等地的互市逐渐恢复;举办茶马互市的地点,还增加了鹤庆、丽江、金沙江(在今丽江以东)等多处。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帝诏准西宁的蒙古族商人,可赶马至鹤庆等地交易茶叶。[22]雍正二年(1724)云贵总督高其倬上疏奏报安抚中甸等事,其中有“旧行滇茶,视打箭炉例,设引收课”等语,[23]可见中甸等地的茶马互市照常进行。云南与藏区之间的茶马贸易,有力地推动了滇东南大叶种茶的种植与生产,云南逐渐成为全国知名的茶叶产地,与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四川、两湖等传统的茶叶产地并列。[24]
    清朝积极经营与开发云南边疆,为普洱茶的崛起与持续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清朝享国276年,前半期为古代中国最后的鼎盛时期。经过2000余年的发展演变,中国的疆域渐趋巩固和稳定。清朝诸帝以传承中华文明为己任,自视为祖宗疆土的守护者。乾隆帝说得豪迈而自信:“开边黩武,朕所不为;而祖宗所有疆宇,不敢少亏尺寸。”[25]在完成对吴三桂所遗残破局面的整顿后,清朝将治理云南地区的重点,从靠内区域转移到边疆和僻地。由于持续的经济繁荣,雍正以后全国人口剧增,道光时达到前所未有的四亿。为寻求新的生存空间,内地流民向人口稀少的地区自发迁移。朝廷为禁止迁徙屡颁通告,但仅是空话而已。云南官府则以提供资金和耕牛等为条件,吸引流民入滇垦种。[26]雍正朝前期朝廷在云贵等地大规模进行改土归流,初衷便是解决一些地方的土司或酋领,与朝廷争夺土地、矿藏等资源,阻挠道路开通及外来移民进入,以及专横不法、危害社会与影响边防等类问题。[27]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