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子弟书研究 “唐诗、宋词、元曲、明传奇，在韵文方面，久已具有公认的评价，成为它们各自时代的一绝。有人谈起清代有哪一种作品可以和以上四种杰出的文艺相媲美，我的回答是子弟书。”(12)北京土生土长的满洲八旗人启功先生用“创造性的新诗”，高度评价了其先祖留给世人的宝贵遗产。子弟书是北京满族人民独创的曲艺形式，也是他们留给祖国艺术的丰富宝库，而后代学人对此研究十分丰富。上世纪中前叶，《中国俗曲总目稿》和《子弟书总目》最早对子弟书作了版本目录学著录。接着学术巨擘围绕子弟书的文献搜集和版本、文艺思想等领域展开了卓有成效的讨论，其中郑振铎、赵景深、谭正璧等先贤均有力作，为本人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学术积淀。(13)而最早对子弟书作以系统研究的是台湾政治大学的陈锦钊，其博士论文针对子弟书所述故事的题材来源及相关文化现象作以系统考察，但囿于未能亲阅大陆资料等客观原因，论述未能深入。此外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和泽田瑞穗之、俄罗斯学者斯别施涅夫均有相关子弟书研究成果问世，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石清照更是以台湾傅斯年图书馆所藏大鼓书和子弟书为其博士论文，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4)而近年中国大陆以子弟书直接命名的博硕论文就有近二十篇，其余旁涉者更是不胜枚举。而本课题试图解决的关隘在于清中后期子弟书产生的文化生态、晚清民国在北京八旗群众中的流播与互动机制等，我们不妨对相关成果作以梳理。在此，冯天瑜等人的“文化生态学”对笔者研究提供了学理支撑，它要求“把握文化生成与文化环境的内在联系”(15)。 首先，缘何八旗子弟孕育创造了这样一种新的曲艺形式。傅惜华等认为子弟书来源鼓词，赵景深以为来自大鼓，赵志辉则发表了来源于满族民间文艺“八角鼓观点”，几位学者的观点合而为一即是“来源于已经成熟的曲艺形式”(16)。但是来源并不等于孕育，他们的解释忽略了清代八旗子弟在北京独特的生活环境，而这恰是子弟书产生的文化土壤。为此，四川师大硕士生潘霞注意到了八旗历史与文化的独特性，然囿于个人能力所限论述略显不足，相比较之下郭晓婷在其著作中就较为详细地探讨了子弟书与八旗生活方式的关系(17)。而通过对子弟书所记内容的研读，关德栋等人驳斥了子弟书来源于满族贵族文艺的说法，认为它是“道道地地的满族民间文艺”(18)，它的产生有着独特的北京八旗文化土壤，只是关先生的论述还缺乏系统性。 其次，子弟书是如何在北京八旗子弟中传播、接受的，与丰富的子弟书研究成果相比，该方面探讨就凤毛麟角、乏善可陈了。“戏剧形态学”、“大戏剧观”是近年戏曲研究新的研究视角，它要求中国古典戏曲研究跳出以往从文献到文本的考察层面，从舞台、观众、文本三位一体进行深入阐述，而子弟书研究目前仍然完全停留在传统古典文学的研究路数中。正如郭晓婷认为“部分史学和文学社会学研究方法在本选题中也是非常必要的……将口传过程中发生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原因考虑在内”(19)。尤其当我们考量子弟书在晚清民国的衰落过程中，离开传播与接收而空谈文本是不足取的，只可惜目前相关论述笔者尚未发现。 当然以往取得丰硕成果的领域我们也有许多问题可以综合讨论，例如以庄亲王绵课之子奕赓为代表的八旗贵族亲自参与编创作品的子弟书作家群，以及子弟书中所描绘的八旗生活等，都还是有可待开掘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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