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既往研究成果之反思与检讨 回顾晚清民国北京八旗戏曲活动在近年的研究成果，同时联系相关学科，笔者有如下反思与检讨。 (一)八旗文学及文化研究有其特殊困难：语言和地域是困扰八旗研究的两大壁垒。首先深入了解八旗文化势必要通晓满文，因为并不是所有清代八旗文献都用汉文作了备份记录，尤其是清前期诸多文献汉字使用率极低。如笔者前文所言，档案研究应当成为文学史实、尤其是清代皇族研究的重要帮手。然而当笔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调阅清前期档案时，发现有数量众多的满文档案，可惜限于笔者才力不得解读。阅读障碍是笔者之所以抛弃清前期八旗戏曲研究的一个考量因素；地域性是八旗研究的另一困扰。满族、八旗的主要生活区域在今黑吉辽三省和北京，这些地区也保存了较多的史料文献，如故宫博物院、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内阁大库档案，沈阳故宫保存的满文老档等(63)。这批地域性资料直接刺激了当地的八旗历史文化研究，知网所收八旗方面博硕论文近95%出自上述地区的高等院校，而其他地区高校科研院所的八旗研究几为空白。不过近年学术界显然已意识到清史研究、尤其是八旗研究不能只拘泥于局部地区，故大批八旗档案文献已着手电子化处理或影印，如台湾“中研院”史语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启动了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的电子化全文检索(64)，而《乾隆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军机处录副奏折》等文献也影印出版，为八旗研究在全国的全面铺开提供了可能，但是不得不说这些文献的利用率较低，并没有发挥较大作用。 同时笔者也应指出中国语言文学、艺术学领域的“八旗”研究特别薄弱：当下的八旗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学科。以中国知网收录的近年博硕论文为例，题名包含“八旗”的42篇论文中，仅有一篇《顺康雍时期的八旗诗人研究》属于文学研究，其余均属历史学范畴。再以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资助的11项“八旗”研究为例，也仅有一项教育部社科基金《文化传播视野下的清初八旗文人研究》属于文学研究。更令人担忧的是“八旗学”研究中坚力量都已迈入花甲之年(65)，中青年学者寥寥无几、未能崭露头角，学术传承存在断层危险。然而“一部满族史、半部清代史”，清代满族社会各阶层为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富宝藏，无论是历史学人亦或文学研究者都不应忽视。但是不能否认与相近学科相比，中文及艺术学视角的“八旗”研究难担重任。 (二)晚清民国八旗戏曲研究热点集中、盲点也较多，论述系统性弱：晚清民国八旗戏曲活动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顾太清、子弟书与车王府三个问题，而作为戏曲活动核心的演剧研究成果却少得可怜。以八旗戏曲文化的直接成果“旗装戏”为例，目前竟无一项研究成果，然而透过旗装戏我们却可直接窥探晚清八旗贵族对戏曲的接受与改造。1932年的《国剧画报》上曾有连续两期的“旗装戏专刊”，文中所摄戏装最为醒目的即是慈禧太后首创、在晚清八旗上层颇为流行的“大拉翅”头型。该造型的从宫廷走入民间过程，反应的正是八旗子弟在接受宫廷时尚熏陶后对流行的追随，这中间皇族与民间的交流、文化对戏曲的影响显而易见；再如相比昇平署伶人对北京城演剧热潮的引领，亲王贝勒的王府家班对民间演剧活动影响更为突出与直接。惇王府的昆弋班演员常年往返于民间与王府，民国年间更是成为北方昆曲的代表，他们的戏曲活动对北京民间戏剧活动带动作用不可估量，对近代戏曲转型也颇为重要。王府不仅豢养伶人，更有一批文人集中在他们周围从事戏曲创作。如舒位、毕华珍等是礼亲王昭梿的幕僚，而乾隆朝女性剧作家张蘩则是宁王弘皎的座上宾，皇族优渥的生活条件为这些剧作家的创作提供了充足经济支持。同时亲王本人的观剧热情也是剧作家的最佳观众，只是可惜目前学术界还没有注意到这点。诸如此类的空白还有很多，在此不再一一列举。 在已有研究中，这些成果多是“各自为战”，论述不成体系、缺乏宏观深度：如果说盲点较多是囿于材料限制，那么论述不成体系则源自学者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其原因主要来自于当下中国的学术训练机制。八十年代中国学位制度恢复以来培养了大批博硕士，上文总结的无论是顾太清、子弟书还是车王府，他们的绝大多数研究成果是以博硕论文为载体，故不得而已只能围绕一个问题“原地打圈”，对相近课题或避而不谈、或避重就轻。然而晚清民国八旗戏曲活动是文化生态产物，它是一个集政治、文学、文化为一体课题，任何单方面论述都不能足以支撑问题，它尤其不是一个纯文学研究。如子弟书、车王府研究，抛开晚清民国八旗的生活状态孤立看，不搞清楚它的来龙去脉，甚至不把它放置在中国戏曲近一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考量，那么它们在文学艺术研究中的价值就如浩瀚宇宙中的璀璨明星，稍纵即逝。学术对象价值影响学术成果的高低，同戏曲史最为重要的《元刊杂剧三十种》一样，粗糙的版本面貌、简陋的文字、有时甚至连作者和过录者都无从知晓的子弟书、车王府剧本若谈文学性，任何一位学者都不会高估它的文学价值。然而正是这批文献反映了晚清民国最原始的文化生态，是我们了解这一时期北京八旗戏曲活动的直接资料，“文化生态学”理应是我们揭开此期八旗戏曲活动的锦囊。任何一种戏剧形态发展与衰落都反应了戏剧文化生态变动，因此“文化发展的生态机制、其内部各变量之间的关系”(66)应当成为晚清民国北京八旗戏曲活动的重要考察对象。 鸦片战争以来，伴随着西方列强的炮舰打破国门，也把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全新的思维方式带进了古老的封建帝国。在社会转型进程中不断加速的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流，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伦理体系和以诗文为主导的雅文学造成巨大冲击，“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们对白话文和通俗文学的提倡，因利乘便地给康乾以来日益活跃起来的“花部乱弹”注入了充沛的生机，并由此推动了文学思潮与艺术形态的变革，八旗戏曲活动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中产生、发展、消弭。八旗戏曲活动理应成为近代戏曲研究的重要领域，它对丰富宫廷戏剧研究以及近代戏曲转型都有一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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