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车王府”研究 清代满蒙保持了甚为紧密的联系，生活在北京的八旗蒙古(20)实与满族八旗融为一体，当时凡宫中演戏蒙古亲王亦陪同观演。正是因为有着如此尊贵的社会地位加之受满族八旗对戏曲酷爱的影响，车登巴咱尔王及其子孙收藏了大批戏曲曲本，它们即被学界称为“车王府曲本”。这批曲本自上世纪初问世来便给学术界以极大震撼，被认为是继甲骨文、敦煌变文之后的二十世纪文献学又一重大发现(王季思语)。围绕车王府所藏曲本，自孔德学校于1925年发现至建国初期是文献编目阶段(21)，这主要由顾颉刚及其所在的中山大学师生完成，中山大学自此也成为国内车王府研究重镇。此期重要的车王府曲本目录有《北京孔德学校图书馆所藏蒙古车王府曲本分类目录》(《孔德月刊》第3期)、《转钞孔德学校所藏蒙古车王府曲本目录》(《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1929年1月30日)、《蒙古车王府曲本钞本目录》(《民俗》1929年2月1日)等。这批目录侧重分类、曲名及版本，不涉及曲本内容，它们共同构成了早期车王府研究成果。 建国后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是车王府研究的深入阶段，研究成果以郭精锐《车王府曲本与京剧的形成》，刘烈茂、郭精锐等编著的《车王府曲本研究》二书为代表。前者是其博士论文，作者没有孤立地思考车王府曲本的艺术价值，如其第三章《清代的社会背景及雅部之衰》从经济、文化、社会制度等外部生态阐释了车王府曲本产生的社会根源，更是将京剧之繁荣与之联系，对笔者甚有启发。后者实为一本论文集，然而其“文化价值篇”、“抄藏版本篇”、“戏目漫评篇”、“词语特色篇”和“作者考证篇”也基本全面体现了该时段车王府研究的诸视角。此期最为重要的车王府戏曲文献即是金霈霖主编的《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该书为影印件，较好保持了车王府剧本形态的原貌，为后继者的车王府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 进入二十世纪苗怀明教授就发难车王府研究，认为其研究势单力薄，“目前对车王府曲本的研究还停留在编制专题目录、整理校勘等基础阶段，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还很不够”(22)，苗先生的评价既指出了学界对车王府研究的用力之处，也指出了亟待开发的新领域，为今后发展指出了方向。从上世纪末起，车王府研究的全面展开也不过才二十余年，然而却遍地开花、硕果累累。 车王府的第一个学术集中点即是对曲本庋藏源流的梳理。早在上世纪末，郭精锐、仇江等人均从不同侧面考察了现存于各大图书馆的车王府曲本的收藏情况。(23)而新世纪以来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王政尧、黄仕忠二位教授，他们对车王府曲本的由来、流向以及车王府的世系进行了有力考证。虽然他们的考证结果不同(24)，但是他们已跳出对车王府文献自身的挖掘，为转向以家族为中心考量戏曲的接受与传播、晚清王府演剧活动打下了重要基础。而且与黄仕忠纯粹文献考证不同，王政尧没有孤立地看待车王这一谱系，而是将“车王”世代生活的北京宣南文化与之联系，实际上是将文化生态与文学个案相关联，这点很有启发意义的。(25)丁春华在其师黄仕忠教授的基础上，其博士论文辟专章用详实的材料考证了车王与车王府藏曲本的来源，论证颇为详细。(26)此期黄仕忠主持的《清车王府藏戏曲全编》也已付梓，该书为整理本，减少了读者在原件使用中的阅读障碍。 车王府研究的第二个重要内容即是对其曲艺形式、文本内容的考察。车王府曲本中不仅包括大量的戏曲唱本，更有数量颇丰的子弟书、鼓词、莲花落等曲艺形式，故对它们的研究也于同时展开。除了上文提及的子弟书外，鼓词研究主要围绕对鼓词母题在其它叙事文学体裁中的沿袭与革新两个方面展开。如崔蕴华以公案文学为考察对象，探讨了从讲唱到小说的文体变化对公案文学的影响(27)，《“车王府曲本”中的史诗式作品——〈封神演义〉》(28)一文亦是。而这种互动又显然是双向的，日本学者后藤裕也就认为毛批三国对鼓词《三国演义》有重要影响(29)，与此相关的硕士选题也已有展开(30)。而对车王府具体文本内容、故事情节的考察，根据学者自身兴趣不同剧本均有探讨，在此就不多言了。(31) 此期车王府研究的一大亮点是将车王府与昆弋消长的戏曲变革以及京剧的形成相联系。刘烈茂着力探讨了车王府曲本与花部乱弹间的联系，得出花部有“化史为戏、化常为奇、化悲为喜、化旧为新、戏要有戏”等四个特点。(32)京剧艺术的源头历来是近代戏曲的一个重要课题，而王安祁则借车王府所收京剧剧本与楚剧、传奇作以比勘，蠡测了京剧与楚曲汉剧、昆曲间的关联。(33)笔者也曾就该问题撰文探讨车王府藏曲本与昇平署曲本、传奇的关联。(34)康保成等曾对车王府曲本所收唱腔的分布情况予以统计，探究晚清北京戏曲舞台的演出实际。(35)而针对车王府所收子弟书、车王府藏曲本的语词结构等汉语史角度研究，也成为此期硕博论文争相考察的对象(36)，展现出车王府研究的强劲生命力与可开拓性。(37) 车王府已取得的丰硕成果毋庸多言、诸位学者自明，然而其不足也是有目共睹的。从研究成果呈现载体看，单篇论文颇多、系统探讨甚少，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过于孤立地看待车王府所藏曲本。的确在车王府藏曲内部，我们是找寻不出一个恰当线索将其各部串联起来，要使之融为一体十分困难，它就如同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一样。但是我们又将相关旁涉的戏曲现象与之隔绝，尤其忽视晚清八旗戏曲文化与之密不可分的关联，这其中自然包括王府贵族对于戏曲曲艺发展的作用。近年王安祈等人从京剧角度的探讨开阔了我们视野，但其力度及眼界是远远不够的，而将车王府曲本与昇平署曲本作以对比来探讨晚清王府演剧与内廷演剧之关联更是没有。课题《晚清民国北京八旗戏曲活动研究》的一个重要探讨对象即是比较王府贵族演剧与内廷演剧之差异，让王府演剧架构起内廷与市井演剧间桥梁，还原晚清民国八旗戏曲文化的顶层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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