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天明:论李安宅的边疆社会工作思想——兼及中国社会工作的学术史意识(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8:11:46 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岳天明 参加讨论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东北、华北大片国土沦陷，西部“边疆”地区成为民族复兴的基地，“朝野视听再不如以前之忽略羁縻”，学术界“各科人士皆谈边疆”[9]。“边疆地区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是抗战期间一个重要的时代特征。”[10]1939年，张立指出，本来边疆“是一国领土四周的地方”，但考虑到我们的实际局势，边疆“殆指西北和西南的边省而言。因如川陕等区，仍是地广人稀，尚待开发，其未垦的程度不减于极边陲的新疆、西藏等，故时贤所论边疆，咸系泛指西北及西南各省”。[11]吴文藻在1942年撰文《边政学发凡》认为，“边疆”含义有二，“一是政治上的边疆，一是文化上的边疆”，前者“是指一国的国界或边界言，所以亦是地理上的边疆”；“文化上的边疆，系指国内许多语言、风俗、信仰，以及生活方式不同的民族言，所以，亦是民族上的边疆”。古时的“化外”即文化上的边疆。吴文藻从建立边政学的角度出发，认为“边疆的定义，亦应该同时包括政治上及文化上两种意义，兼而有之，才属恰当”。[12]针对此观点，李安宅很快表明自己的立场：边疆确“乃对内地而言”，但“边疆所以不与内地相同的缘故，就自然条件而论，不在方位，而在地形；就人为条件而论，不在部落，而在文化。”“惟其不在方位，故东南沿海各省已在边界而不算边疆，”而“西北南三方的新疆、蒙古、西藏同样到了边界则又算作边疆。”[13]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源于“国人之谈边疆者多系指文化上之边疆，非国界之边疆”。[14]可见，李安宅主要是在偏重文化的意义上理解和使用“边疆”的。但正如顾颉刚所言，由于“地理对于一个民族历史的发展是极有关系的”[15]，另外，还要考虑地形。“文化上的边疆，本身的含义既包括自然条件的限制：什么土地的瘠贫，山川的阻隔，气候的高寒，人口的稀少，民风民仪的歧异，统都包括在内，然而惟其如此，所以需要人工者乃益大，这样的人工，都要以后天来辅助先天，以文化来控制自然，只有人类的足迹，便已证明古往今来无量数斩荆披棘坚贞不拔的精神。”[16] 如此，则“我们便不能不用地形与文化来作边疆的界范”。[17]在地形中，“河谷、平原、盆地不是边疆；高原、沙啧、茂草、森林才算边疆。文化的分别在哪里呢？进行精耕农业这不是边疆，进行粗放游牧者才算边疆。而粗放游牧必据高原、沙啧、茂草、森林一类的地形；精耕农业者必据河谷、平原、盆地一类的地形。故文化的边疆实以地形的边疆作基础。”[18] 李安宅引用拉铁摩尔的观点，将我国的边疆区分为两种类型：纯粹游牧的边疆和介于精耕农业的平原与粗放游牧的草原之间的处于过渡地带的边疆。“过渡地带是耕牧兼有的，然正因其过渡，既无灌溉的精耕，也无控制牧群的技术；精耕平原势力强，则依赖于平原；游牧草原势力强，则依附于草原。平原势力过此以往，会要失掉其特长的精耕而离其重心；草原势力过此以往，亦会失掉其特长的游牧而变其重心。两面过度进展的离心力，都足以损毁其中心机构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在平原依赖于稳定，在草原依赖于机动。机动性到了精耕区便停滞了，稳定性到了游牧区便解体了。于是中原与边疆的政治，便在这种史地条件的下面，反复其大小循环，谁也不能长久地将谁统一。”[19]李安宅认为，这段话能够非常清楚地区分内地和边疆，但如要说明边疆和内地的关系则还不够。比方说，在过去，边疆和内地倘若不能真正的统一，但只要能够“打开过去的局面，便是真正的统一”[20]了。而这种局面的开创，自然得靠公民原则指导下的精神的区域分工。 针对当时的情势，李安宅非常精炼地指出了边疆和内地的关系：一方面，边疆需要内地的扶植和发扬；另一方面，内地需要边疆的充实与洗练。前者无需赘言，至于后者，在“抗建大前提”下，基于“知识即力量的立场”，就实地经验来说，我们对于边疆知之甚少；就训练技术来说，边疆复杂的文化条件实则其优点，那里是实地研究尤其是边疆社会工作的正式对象；就转移风气来说，可以借助于边疆研究，感受坚贞不拔、虚怀若谷的边疆精神，通过“接近大自然的边疆下一番涤肠刮骨的功夫”一改过去“虚浮文弱的积习”，进而“能够掘发抗建的力量，造成伟大民族的创造经验”。[21]在笔者看来，这也是李安宅积极倡导并实际投身于边疆研究的信念来源。 三、李安宅对边疆研究的倡导和边疆实践 清代后期，边疆研究已为“显学”，但晚清历史上的边疆研究大致限于边疆史地范畴，总体上还不具有现代学术研究的内涵。民国以来，传统意义上的边疆研究呈衰落态势，中国自身可划归于现代学术范畴的边疆研究才开始起步，这自然与包括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在内的“西学”的“东渐”有关。1931年，日本侵占东三省，民族危机加深，随后抗战的重要后果之一便是边疆意识的觉醒[22]。“爱国救亡运动”和边疆危机意识更使“国内人士也注意到边疆问题”[23]，刺激并促成了边疆研究由“隐”而“显”，并成为热门学科[24]。大体说来，李安宅也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开始积极倡导边疆调查和研究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