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天明:论李安宅的边疆社会工作思想——兼及中国社会工作的学术史意识(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8:11:03 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岳天明 参加讨论
随着对边疆和内地之间唇齿相依关系认识的体认，李安宅也渐次进行着他的学术研究转型[25]。自20世纪30年代初，他在燕京大学完成并出版了《〈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1930)，该书完全客观地用社会学的眼光检视《仪礼》和《礼记》[26]，为他赢得了“社会学家”的名号。后人也曾经指出，该书“特别像是一部以礼为中心的人类学导论”。[27]吴文藻在发表于1932年的《文化人类学》中指出，当时，人类学的趋势有两个方面，“一是实地调查的注重，一是文化概念的尊崇。”[28]以此来看，李安宅的“以‘社会’观念为中心的分析方法”[29]自然是符合人类学的新近潮流的，但他在1934年分析当时国内社会科学的研究状况时，得出了“这几年，社会科学在中国总算很流行了”，不过，“谁也不曾实地调查过”[30]的结论。李安宅不可能没有读过陶孟和的《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在这篇文章中，陶孟和指出，要在整体上解决中国问题，必须先了解问题之所在，要在尽“可能的范围之内求透彻的深远的了解”，“有了真的了解就得到真的解决。”[31]在李安宅看来，要改变现有的局面、加深对中国问题的真实了解，就要进行实地调查，因为，汗牛充栋的故纸堆只能“障住高瞻远瞩的兴趣与视线，”举步维艰的世事的一部分重要原因不能不归咎于这种积重难返的学风。“因袭的学风，既然病在不切实际，所以我们非提倡实地研究不可。”[32]“实地研究，不特可以矫正国人习于虚空好为议论的积习，也是每位边疆工作或研究人员所应拳拳服膺的基本信条。”[33]而实地研究的最好方法，便是利用服务的手段，这不仅仅是基于“学以致用”的考虑，“更是因为旁观式的研究不如同情其处境参加其行动，更来得亲切自然而易洞明其切要。”于是，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在1936年回国以后，李安宅的学术努力方向就转型为实地研究。 作为学贯中西的学者，李安宅虽然熟谙我国古代历史文献，在论著中经常援引古代典籍，但在《〈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之后，他的关注重心已移至“当下”。他所在的燕京大学虽有薪水，但无任何工作上的设备，为设法引起当地寺院当局的热心，也想尽可能地用知识与劝说来为人们服务[34]，1938年以后，他将目光投向了边疆，“他研究的社区基本定型为藏人社区和藏文明/文化”[35]。他指出，考虑到人们向来对于边疆的关注太少，为了补偏救弊，在实地研究中“非特别研究边疆不可”，“趁着抗建过程的总趋势，以及并肩作战的特殊局面，因时制宜，迎头赶上乃是我们经营边疆千载一时的机会。”[36]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他自己的学术影响也越来越大，成为躬身于边疆研究的著名学者，也任职边疆服务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工会边疆服务部对李安宅参与的调查研究工作极为重视，认为他“是边疆工作的真同志，更是边疆问题研究的权威，各地同工如有任何有关工作和研究的问题，都可以直接向李先生请教。”[37]作为“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对边疆政策的灵魂”[38]，李安宅也更是感受到了边疆研究上的中外差距。他认为，国人对边疆的认识多为“误解”或“偏见”，外国人对中国边疆的研究已经走在中国人的前面，所以，他呼吁应该趁着抗战建国的国内时局，要在边疆研究领域“迎头赶上”[39]。 李安宅的“焦虑”并不多余，因为对边疆进行考察的外国人士大有人在。比如，早在1906年，法国少校多隆从西昌进入凉山腹地，写成《彝藏禁区行》。在边疆服务即将开始时，俄国人顾彼得只身前往凉山彝族地区，展开民族宗教、婚姻习俗等方面的调查，写成《彝人首领》[40]。为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就必须“开发边疆、利用后方丰厚的蕴藏，这是争取抗战胜利、贯彻建国任务的坚实基础”。[41]李安宅还特别强调“坚贞”对于边疆研究的意义。他指出，“第一，正如字义所示，坚贞是不怕艰苦而百折不回的。”“第二，坚贞包括有根据的信念，可以‘举世非之而不顾’。”“第三，坚贞既是包有根据的信念，自而不是蛮干而是目标清楚，手段有条不紊的。这种清楚与有条不紊，乃是建立在科学的素养——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文化科学。”“第四，坚贞既已百折不回，而以积极的精神不计名利的态度，有条不紊的称许，来实现其有科学根据的信念，必也‘善于人同’以使同志范围扩大；奖掖后进，以使动力赓续，不致有‘人亡政息’的危机。”李安宅在《论坚贞与边疆》一文的结尾写道：“只要有坚贞之气魄，边疆是不会使你失望的！”[42] 李安宅不仅倡导边疆研究，而且身体力行。1938年，他接受陶孟和、顾颉刚的建议，根据燕京大学与甘肃科学教育馆在前一年商定的合作计划，到甘肃从事藏族文化的促进工作和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他和夫人于式玉在拉卜楞寺为研究藏传佛教而进行的田野调查为期三年，创下了中国民族学田野调查的时长记录[43]。1941年，他对四川、西康、甘肃三省边境地区的民族教育进行视导，事后写出了专门的调查报告，提出了许多发展建议。1943年，李安宅在成都老南门外十二里乡间首创“石羊场社会研习站”。有的学者在比较“石羊场社会研习站”和燕京大学于1930年2月正式成立的“清河社会实验区”[44]时指出，虽然二者的旨趣非常相近，但李安宅因为能够将都市通过乡村和边疆连接起来而具有更为广阔的视野[45]。1944年，李安宅与华西大学边疆文化研究所到川康藏区进行调查，他对西康南北两路进行的调查长达半年时间。1945年，李安宅又考察了西藏德格社区的藏族宗教和语言等。李安宅的研究和实践，在1950年即已被美国学者汤普森·劳娜(Laura Thompson)认定为行动研究(Action Pesearch)的先驱[46]。 可以认为，李安宅的社会工作及边疆社会工作思想即为他十余年社会学、人类学修养和倡导边疆研究及多年边疆实地研究的结晶，其相关的思想集中体现于“量少而质高的”[47]《边疆社会工作》一书之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