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天明:论李安宅的边疆社会工作思想——兼及中国社会工作的学术史意识(7)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8:11:19 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岳天明 参加讨论
(四)展望边疆社会工作 概括而言，社会工作就是要“谋求个人与社会生活的改善，社会病态的消弭与社会关系的调整”，[72]边疆社会工作就是要通过协助和努力，促动边民的自助，从而“使边疆工作者成为一般的专业工作者”，[73]从而“使边疆社会工作不复具有‘边疆’色彩”。[74]边疆社会工作的“协助”即要动用上文提及的两条主要途径，而边民的“自助”是既要提高边疆优秀分子自己的生活水准，也要通过诸如喇嘛阿訇等各类学者之力，深入民间，发起“边疆文艺复兴运动”。通过这样的上下衔接和互动，不但可以自助，而且可以助人，于是，“边疆”一词，也只是地理的名词，而无文化上的意义。到那时，边疆社会工作便失去了其“边疆性”而不再是边疆工作，仅仅是各种专业工作了。在边疆地带从事社会工作与在其他地方从事社会工作一样，只需专业技术的适应而无需特别对于边疆的适应。对于最不自私的从事边疆社会工作的人来说，“边疆社会工作之成功，即在边疆性之逐渐消失而归于乌有。”[75]恰如费孝通所言，中国在其发展过程中，总会将落后文化和初民民族纳入中国文化和文明的复合体之中[76]。 历史不能忘记。学术研究自然不该割断历史。“如果前人的思想是确有价值的，就值得发掘出来，使后人有机会在其基础上加以增益、完善。”[77]社会工作固然是面对现实，以解决社会问题为本的实践和学科，但在我国社会工作进入快速而复杂发展的现阶段，我们自然也要走近应该留意的历史而不能轻易忘记社会工作的历史品格，丰富而又多彩的社会工作发展谱系为我们透析社会工作的价值旨归和知识图谱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照。社会工作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静态的既存研究之中，在某种意义上来看，对社会工作历史发展动态的关注和呈现会更加突显其本来的面貌。因此，对社会工作学术史的在意便成为必然。虽然，就本质而言，社会工作“皆为人民谋福利是也”[78]，但当“学术史”成为以“政治为中心的历史”时，真正学术史领域的研究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79]。于是，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李安宅及其边疆社会工作思想虽然重要但却又被忽视。 事实上，“从社会工作的角度来考察边疆问题，李安宅是独一无二的，”[80]把边疆问题纳入到社会工作的学科范围，这本身就是一项很了不起的开创性工作。在笔者看来，李安宅的边疆社会工作思想直面中国边疆社会，不拘泥于书本上的说教，直白而深厚、丰富而极具人文情怀。自吴文藻提出“社会学中国化”以后，一代又一代的社会学家都为此付出了积极的努力，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观点，1940年底，吴文藻离开昆明去到重庆，在“边政学”的名义下从事民族社会学调查和研究，支持李安宅和林耀华等人开展实地调查研究工作，所以，边疆社会研究工作应当说是吴文藻“为改造当时的社会学在抗战时期取得的初步成果”。[81]如果站在社会工作本身的立场来看，李安宅的边疆社会工作思想是对社会工作本质的极好诠释，甚至于国内现有的研究都还难以超越李安宅的边疆社会工作研究[82]，而如果从学术史的承续视角出发，自然也可以认为，李安宅的边疆社会研究也是那一代社会学者矢志进行社会学本土化探索历程的再一次努力和延伸。探究李安宅边疆社会工作思想，不仅对当下国内社会工作本科和硕士课程的设置、专业的发展极富启发意义，而且这无疑也表征了今人对社会工作学科发展史本身应有的尊重。 2003年，费孝通在《老来还是要再向前看》一文中，针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现状指出：“现在各地的社会学专业上得很多很快，师资队伍跟不上了，我们要警惕把学问做‘虚’做‘浮’了。”[83]斯人已去，警言长鸣。近些年来，全国范围正在如火如荼地培养和造就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队伍，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和人才培养要结合各种实际，也需“提倡打开思路，从实求知，跟上社会发展去观察研究问题”[84]。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关注更多的历史记忆和学术遗产，中国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和实践的提升不可能以断裂历史为代价而获得重生，只能在再继承和再承续中获得新的进展。只有认真回望水乳交融于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才能避免对社会工作人本理念、人本情怀的偏离和在盲目引进国外社会工作理论进程中对本土积淀和知识的轻视。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历史早已证明也将会继续证明，中国社会工作的快速发展必须在重视国外理论的前提下充分挖掘本族的属性，也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开新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逻辑线路和思维路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