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天明:论李安宅的边疆社会工作思想——兼及中国社会工作的学术史意识(4)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8:11:44 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岳天明 参加讨论
四、实用社会学：社会工作的性质、类别和趋势 虽然，李安宅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不满意于社会学，另外钻了人类学”[48]，但从其著述来看，在整个三十年代，他的学术成果主要还是以社会学为主。②根据四川大学档案馆藏华西协和大学档案，在前去华西大学担任社会学系教授和主任其间，他在华西和燕大大体讲授了“社会学原理”“经济社会学”“宗教社会学”“农村社会学”“知识社会学”和“边疆语言”等课程[49]，这些课程总体还属于社会学的领域。吴文藻在发表于1935年的《功能派社会人类学的由来与现状》一文中指出：“近两年来自己常常感到国内社会科学材料内容的空虚，颇想利用此派(指功能学派人类学——笔者注)的观点和方法，来尝试现代社区的实地研究”，以加深对我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的真切认识和深入了解[50]。以此来看，如果说，吴文藻是以社会学为“名”，以服务中国社会建设和国家改造为“实”引进人类学的，于是我们就可以理解人类学在中国获得了社会学的面相。那么，李安宅理解的“社会”也就带有文化总体论和功能的色彩。但按照有关学者的考证，李安宅在华西大学讲授的“社会学”带有浓厚的个人研究的风格，他在“社会学”的讲授内容中融入了他自己的人类学研究成果。换言之，他讲授的是他所探索的人类学，但这却是以“社会学”的面目出现的。这样一来，可以认为，吴文藻和李安宅都坚持着实用主义的假设，即知识应该与各种各样的目的相联系[51]，但区别是吴文藻认为人类学要服务于社会学，在李安宅看来，社会学则又反过来成为服务于人类学的学科。也正因为如此，李安宅提出了更直接的实用主义看法，“切乎国情的学术是用人类学来济社会学之不足，来转移为学的方向”，不管“叫社会学也好，叫人类学也好，只要用力的方向是在适当的轨道上，则是中国起死回生要图。”[52]在这个意义上，他就颠覆了他的老师吴文藻对这两门学科关系的理解。在笔者看来，正是这一认识，使得李安宅对社会工作的认识极为地道和深邃。 任何科学都有纯理论部分和实用部分，社会学也不能例外。李安宅在为蒋旨昂的《社会工作导论》撰写的“序”中指出，社会学的适用部分就是社会工作，换言之，社会工作即为实用社会学[53]。他认为，任何社会科学知识都先要从实际经验而来，在实地研究尚未得到普遍承认的前提下，社会科学自然不可能迈向康庄大道。他据此得出的结论是，社会科学在发展的初期不得不提倡实地工作。社会学处于发展“初期的初期”，自然更要普遍地提倡科学。在笔者看来，李安宅是以这样的知识社会学立论，为社会工作的发展及如何发展找到了学理靠背。 “社会学是赋予1940年代的边疆研究现代学术特征的重要科学领域。”[54]作为一位最初以“社会学家”出名的学者，李安宅自然不会忽略社会学对社会工作的价值和作用。他认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关系的，而社会工作则是要帮助个体在特定社会环境内消除社会失调现象。言心哲指出，社会学是着重于原理的指示，而社会工作则注重于适用方面。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工作又被称为“应用社会学”[55]。社会工作对失调现象的消解不能仅仅假定为“好心做好事”或“只是济贫”，所以不能简单地认为社会工作“只是慈善事业”，它强调要通过专业的知识来从事专门的事务。否则，必然难以推进人格的进展，从而影响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在这一点上，社会学对社会工作的贡献有二：一是“指示正确的方向，使社会工作者超过当时当地的‘个案’趣益，得到较为广阔的认识”；二是将社会学研究得出的客观结论提供给社会工作者，以供其采纳[56]。蒋旨昂也认为，“我们所努力的社会工作，不仅是救助，不仅是预防，而更要促发”[57]，而这里的“促发”即为建立在“个性”发展之上的“社会化”。认为“社会工作是一种发展社会化，以培育个性的过程”[58]，以过程的观点体认社会工作，这是极其富有深意的看法。笔者一直认为，社会工作的知识积累和储备以及由此积淀而成的功力和技巧远远不该局限于“社会工作”之内，而上述两位同时代的中国社会学家关于社会工作的认识对我们时下消除社会工作教研单一化倾向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性价值。 李安宅对社会工作的论述集中于性质、类别和趋势三方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