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批评严复翻译的人无不受过严译的很大影响，这样近乎苛刻的批评可说是忘恩负义。但这种忘恩负义却有其内在的理论根据，这就是严译传播的进化史观。既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那么近代中国屡战屡败，濒于亡国；而西方各国则既富且强，为所欲为，足见我们落后，西方先进。再者，如果进化公理是普适的，进化的方向是一致和唯一的，那么当然是今胜于昔，新胜于旧。既然我们落后，当然是昔是旧，而西方自然是新是今。西方的今天是我们的明天或后天。在这种逻辑之下，才会有中西文化的差别是新旧古今之别之说。因此，严译与原作有出入，不是翻译技术上的不足，更不是创造性的理解与诠释，而是证明了严复自己思想的局限和保守。严复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贡献，似乎只是译了几本西书，引进和宣传了新思想；但即使是这个工作，他也没做好，即使在他最先进的文章和翻译里，也是“进步的和反动的思想同时并存。”（周振甫语）在这种思路下，严复及其思想怎么可能得到足够的重视与评价？
当然，也有例外。同样是深受严译影响的鲁迅，对严复却赞佩不已，说：“严又陵究竟是‘做’过赫胥黎的《天演论》的，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个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感觉敏锐的人。”（注：鲁迅：“随感录二十五”，《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295页。）毕竟是鲁迅，他能觉察到严复思想的深度和独特价值。对于严复“做”赫胥黎的《天演论》，不仅没有丝毫批评，反而给予最高的评价。另外，吕思勉对严复也有独到的看法：“严几道学问的规模，比康长素、梁任公、章太炎都小。然其头脑确是很冷静的，其思想亦极深刻。”（注：吕思勉：“从章太炎说到康长、梁任公”，《章太炎生平与思想研究文选》，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76页。）陈宝琛在给严复写的墓志铭中说他：“于学无所不窥，举中外治术学理，靡不究极原委，抉其得失，证明而会通之。六十年来治西学者，无其比也。”（注：陈宝琛：“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统严君墓志铭”，《严复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542页。）这决非过誉之词。细检现代中国思想史，何止是“六十年来治西学者”，六十年后治西学者也少有其比。
严复作为一个重要思想家的地位，在西方学者对他的评价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印证。美国学者路易斯·哈茨给严复对西方思想的阐述与评论以极高的评价。他认为严复在一些方面对西方思想与社会的误解甚至歪曲“是为了获得一种新的洞察力而付出的无害的代价。”（注：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页。）他认为严复站在尚未经历近代化变化的中国文化立场上，一下子就抓住了近代欧洲思想中体现了欧洲走向近代化运动的“集体能力”这一主题，并将其与阿累维对英国思想文化和托克维尔对美国社会文化的研究相提并论，认为他们母国文化提供的对照恰恰使异国社会生活中蕴涵着的思想清晰可见。（注：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页。）“西方思想的西方评论家告诉我们较多的是我们已知的事情；而严复进一步告诉了我们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注：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页。）因此，“严复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最终会成为我们的看法。”（注：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页。）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严复的价值还不仅仅在于帮助西方发现“西方”和了解自己，真正重要的是：“西方本身已卷入了严复阐述的世界，因此西方根据它自己的经历不可能回避严复提出的看法。”（注：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页。）
《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的作者史华慈教授则认为：“严复的思想非常值得注意。在我看来，严复所关注的事是很重大的，他设法解决这些事情的努力颇有意义，他所提出的问题，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西方都意味深长。”（注：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页。）很显然，在哈茨和史华慈看来，严复的重要性决不只是在对西方的理解上，而更在于他的思想和他所提出的问题具有超越东西方文化畛域的普遍意义。果真如此，我们自己又怎能回避严复和严复提出的问题呢？而要重新认识严复，必须象哈茨和史华慈那样，抛弃近代以来的成见和公式，将他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视域中来考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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