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思想的发展，不是证明了斯宾塞对他思想的控制，而是刚好相反。在翻译《天演论》时，他对斯宾塞进步主义的进化论似乎深信不疑：“夫斯宾塞所谓民群任天演之自然，则必日进善，不日趋恶，而郅治必有时而臻者，其竖义至坚，殆难破也。”（注：《严复集》，第5册，第1392页。）然而，到翻译《法意》时，他的这种信念已经开始有所变化，一方面他认为古人向往的所谓三代不过是一种虚构的宗教迷信；（注：《严复集》，第4册，第940页。）另一方面却又说，三代之治必远过秦，“此其说诚有不可尽信者；顾以一二事之确证，知古人之说，不可诬也，则有如吾古人之重乐。试取《乐记》诸书读之，其造论之精深，科学之高邃，不独非未化者之所能窥，而其学识方术，亦实非秦以后人之所能。”（注：《严复集》，第4册，第945页。）在同一时期写的《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中，他将目光转向西方，指出西方的进步大都在物质方面，“其属于器者九，而进于道者一。且此一分之道，尚必待高明超绝之士而后见之，余人不能见也。”并且，“独至于道，至于德育，凡所以为教化风俗者，其进于古者几何，虽彼中夸诞之夫，不敢以是自许也。”（注：《严复集》第1册，第167页。）严复的这种判断，也是近代以来不少西方人的判断。
即使我们承认进化过程是一个历史事实，并且承认进化是朝向某种类型人类生活的出现，也不能得出它是道德上最可赞扬的。正如赫胥黎看到的，适于生存与道德上完美并不必然是一回事。其实，即使在严复大力鼓吹西方文明优越性的早期，他已有了类似的思想。他一开始对西方近代文明就不象后来很多人那样，持毫无保留的赞美态度。相反，他认为近代西方文明远称不上“至治极盛”。不仅如此，他甚至认为近代西方不仅算不上“至治极盛”，而且与之“相背而驰，去之滋远也。”西方物质文明的发展使得少数人有可能控制对国计民生至关重要的能力和手段，使得贫富贵贱之间的距离日益拉大。现代文明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手段，使得一些人的作奸犯科，危害社会与人类的可能性和程度也大大增加。（注：参看《严复集》第1册，第24页；第4册，第986、1122、1286页。）因此，严复对于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始终持警惕态度。到了晚年，他更将这些负面效应归之于进化学说：“自物竞天择之说兴，大地种族，各以持保发舒为生民莫大之天职。则由是积其二三百年所得于形数质力者，悉注之以杀人要利之机。”（注：《严复集》第2册，第348页。）值得指出的是，严复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通过对维多利亚鼎盛时代的英国社会的亲身观察和体验发现现代性所包含的严重问题的。严复对于现代性一以贯之的批判性，足以证明他的思想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也证明鲁迅说他是十九世纪一个感觉敏锐的人，是何等的正确。
严复的过人之处不仅在于他对西方思想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而且还在于他几乎一开始就对现代性有异乎寻常的认识。他并不仅仅把近代中国的命运视为一个只与中国有关的特殊事件，而是已觉察到了它从属于全球现代性的性质：“存亡之机，间不容发，视乎天心之所向，亦深系四万万人心民智之何如也。后此之变，将不徒为中国洪荒以来所未有。其大且异，实合五洲全地而为之。”（注：《严复集》，第4册，第896页。）中国要想自存，没有其它选择，只有努力去适应这种形势及其要求。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极力鼓吹向西方学习，并身体力行。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任天为治，满足于指出所谓的历史必然性，以强调历史必然性来取消价值判断和道德批判，因为这等于是取消了自由。严复无法象后来的进化-历史论者那样，以历史必然性自慰，而对现代的种种苦难和弊病视而不见，因为他决不认为现代就是历史的终结，或人类理想的完美境地。作为一个真正的经验主义者和怀疑论者，他无法以现在为代价来换取一个虚幻的未来。
当然，在进步-历史主义者看来，严复对现代化负面效应的批判正好证明了他的“落伍”与“倒退”。在他们看来，既然中国的首要问题是实现现代化，那么在现代化实现之前，一切对现代性的批评只会阻碍现代化的实现，助长反现代化的气焰，所以不是“保守的”，就是“反动的”。西方社会由于已经先于我们而现代化了，批判现代性在西方也许有积极的或正面的意义，但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只有消极和负面的作用。毋庸赘言，这种思路的理论预设，正是线性单向进化论。然而，这种赢得许多人赞同的看法也象线性单向进化论一样独断、片面与简单。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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