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进化论者，严复当然会抽象同意共和比帝制进步；但也因为他的进化论，他认为进化发展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水到渠成，不能强求。所以他“但以政府权界广狭为天演自然之事，视其国所处天时地势民质何如。”（注：《严复集》，第5册，第1290页。）他相信，倘若国民民智未开，“则虽有善政，迁地弗良。淮橘成枳。一也；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极其能事，不过成一治一乱之局。二也。”（注：《严复集》，第5册，第1340页。）严复的这个思想，已在现代政治史中得到充分证实。
当然，历史也证明，严复认为中国的一线生机在于复辟，中国若要存在亦恃数千年旧有之教化，（注：《严复集》，第3册，第662页。）是彻底错了。数千年旧有之教化早已荡然无存，中国却并未与之偕亡。因此，人们当然有理由说严复“保守”甚至“反动”，就象以前说孔丘“保守”和“反动”一样。但是，严复上述预言的失败，却证明了任何制度都必须适合一国的历史和现实的状况与条件这个严复的根本信念。而现代中国未依仗旧有之教化而存在，则证明了严复晚年的另一个观点：“古不能以徒存也，使古而徒存，则其效将至于不存。”（注：《严复集》第2册，第276页。）严复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但严复为之奋斗的目标和理想，仍是今天中国人民的目标与理想。因此，严复留下的问题，也仍然是我们今天的问题。这些问题用“革命”与“反动”；或“激进”与“保守”之类意识形态色彩极浓的术语是无法解决的。对于今天和未来的历史来说，重要的不是显示我们在政治上比严复正确，而是以他同样的热情与执着来继续思考他留下的问题。否则，我们是没有资格批判严复的。
如果说中国学者更多地是以革命的话语来评判严复，那么西方学者大多是用“冲击-回应”的模式，将严复放在中西文化冲突的语境中来考察。他们一般都把严复看成是一个全盘西化派，将严复对传统文化的肯定与强调解释为明知西方思想文化优越，为了一种民族自尊心或民族自豪感，硬要给予传统正面的评价。这种说法当然带有西方文化中心论的色彩，尤其是用在严复身上。说这种话的人完全忽略了严复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有严厉的批评这一事实。当然，也有西方学者对此有不同看法。例如，史华慈就指出，严复认为中国古人在许多方面有与近代西方思想相近的思想，主要动机并不是要“拯救民族自豪感”。（注：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1页。）但他却因而认定严复实际上是一个全盘西化论者。他一方面正确地指出严复内在的思想实质是前后一致的；另一方面却将这种一致理解为“丝毫未偏离西方思想”。（注：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6页。）史华慈这个信念异常坚定，以致于他认为严复晚年对一些近代西方价值观念的批判并不表明他真正背离了西方。（注：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1页。）在他眼里，严复始终是个全盘西化论者。尽管史华慈的《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是一部相当精彩的研究严复的著作，但却在对严复思想倾向的基本判断上令人遗憾地错了。
无论说严复“向传统倒退”，还是说他“丝毫未偏离西方思想”，实际上都是用“传统-现代”的思想模式来解释严复及其思想。而这种“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的思想模式的理论前提之一，正是近代的单线进化论。可是，基于这种思想模式的任何一种观点实际上对严复来说都不合适。
的确，严复这代中国知识分子是在西方列强强行闯入中国的条件下，才得以系统接触西方思想文化的。近代中国与西方交往的痛苦经验，和中西社会文化的对比，使他们充分认识到，西方文化在许多方面的确有优越性。中华民族若想兴盛富强，自立于世，非学西方不可。但是，决不能因此认为，象严复这样主张全面向西方学习的人，就完全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而为西方思想所支配。
事实上，中国人对自己文化传统种种弊病的批判，并非由西方在近代大规模进入中国所促成。明末以来，中国士大夫对自己传统文化和现状的批判不绝如缕。严复对中国传统的种种批判，大都可以在前人那里找到同道。他在《辟韩》中批判君主专制的言词：“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注：《严复集》第1册，第35页。）其激烈程度未必超过唐甄的“自秦以来，凡为帝者，皆贼也”，而意思完全一样。当然，严复这代人在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和现状时，往往以西方文化和现状为参照，并且有了以此为改造中国的目标的信念。但决不能因此说，不与西方接触，中国人就会一直陶醉在虚幻的太平盛世的美梦中，而看不到传统与现实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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