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贵永（1908～1965），字致远，浙江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人，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史学系，入柏林大学深造，1933年获博士学位，后赴伦敦大学研究西洋史。1934年任中央大学史学系教授，讲授西洋史。1949年后任台湾大学教授，1953年兼任台湾师范大学教授，1955年参与创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并任研究员，1962年担任中国文化学院首任史学系主任。期间，讲授欧洲外交史、西洋现代史等。他除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嘉庆、道光、咸丰朝》和《教务教案档》外，还有《西洋通史》三册、《史学讲话》，以及关于德国和西洋史学史、外交史等专文几十篇。无论在大陆还是居台期间，他都致力于西洋史教学与研究，多涉西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如今书写国人研究西方史学成就，不能不涉及其贡献，事实上学界已做出努力。王尔敏的《张贵永先生及其西洋史学论述》①，以张贵永对于近代史学界南港学派的贡献为切入点和落脚点，用大半篇幅讨论其西洋史学研究；王尔敏从通论角度梳理张贵永关于西洋史学涵义、方法的论述，从历史哲学角度述论他对于两元神学史观、唯物史观、实证主义历史观、唯心主义历史哲学、表现主义历史观、人文主义历史哲学的引介，从史学名家和思潮角度讨论张贵永关于赫尔德②、兰克和汤因比③的论述，可谓贡献良多。李孝迁的《兰克史学与中国现代史学》④、《〈史学原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⑤、《汤因比〈历史研究〉在华之传译》⑥，均触及张贵永的西洋史学问题，保持其一贯的传播视角。他们的工作，是继续探讨张贵永西方史学研究的基础。
不过，就此课题而言，一些地方尚待扩展或细化。张贵永的师承问题，不容忽视；他条理德国史学发展线索，值得关注；他尤重历史主义，不可淡化；汤因比的文化观念、西洋外交史研究，在整体的世界史意义上为一体，张贵永为此付出心血，要加以重视。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讨论。同时，张贵永关于史学涵义、对象、方法的论述，还可从不同角度继续分析，以求新意。总之，本文拟就上述诸项再行探讨。
一治西方史学的师承：从孔云卿到梅尼克、古奇
张贵永在回忆录中提到，清华求学期间受三位老师影响，其中对其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和王国维，另一位则是陈寅恪⑦。梁、王、陈的学术影响力，为学界公认，张贵永作为清华学子，不能不提及他们，事实上他们是否引导他走向研究西洋史的道路，极其值得怀疑，因为从其回忆中看不出梁、王、陈跟他后来的学术之路有丝毫关联。
倒是其同窗黎东方在给张贵永《史学讲话》所作的《序》里，流露出蛛丝马迹。他说：张贵永“承接了孔云卿先生的衣钵，也颇为曼纳克教授所喜爱”⑧。据其所言，张氏师承主要来自国内孔云卿和德国梅尼克⑨。黎东方说，1925年，张贵永入清华大学史学系，与晚他一年的黎东方同属西洋史组，受业于留德的孔云卿（繁霱）、留美的刘崇鋐（寿民）和美籍学者马隆(G. B. Malone)，得以学习德国史学，瑟诺波司(Seignobos)《史学入门》以及英国史、美国史等。对于黎东方这一说法，张贵永有所印证：
为了想彻底了解中国衰弱的病根，并探求西洋文化的根源，就在大学第二年，选修“西洋近代史”，并且花了整个寒假的时间，把德国民族史家特勒起克（Treitschke）所著的七大本《十九世纪德国史》读完，还作了一篇报告。同时，对于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的著述，也浏览了不少……大学第三年，我选修了西洋古代史，对于西方的古代文化、古典精神，发生了极大的兴趣，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在文学方面，则开始爱好歌德的作品……德国历史学派之中，十九世纪语文考证学派，用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兰克(Ranke)，即是因此成功的第一流西洋史学家；以研究罗马碑铭石刻而奠定史学界地位，并以《罗马史》荣获诺贝尔奖金的蒙姆森(Monmsen)，这两位十九世纪的德国史学家，则曾以历史研究所，训练学生运用科学方法研究历史，他们的弟子，甚至再传弟子，多半都在日后的史学界，崭露头角。我就在这些德国史学家的研究精神的熏染下，决心到德国去研究史学⑩。
看来，黎东方关于他和张贵永进西洋史组，学习德国史学史和史学方法这一说法，是可靠的。可是，张贵永在这里仍未透露其之所以选西洋史及其以后发展情况跟清华的哪位老师有直接关系。要弄清此问题，当然还需要继续搜寻其他证据。不过，回到黎东方那里再加考量，或许可以理出线索。
黎东方提到的孔繁霱（1894～1959），字云卿，山东滕县人，1917年留学美国，1922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翌年赴柏林大学研究院深造，1927年回国，受聘为清华大学史学教授，讲授西洋史。孔繁霱既在德国留学，又在清华教授西洋史，而张贵永选修西洋史，对德国史学情有独钟，且毅然留学德国，因此，如果说他没受到孔繁霱的引导，那简直无法理解。情况完全可能是，在孔繁霱影响下，张贵永才服膺兰克及其后学德国伯恩汉(11)和法国瑟诺波司的，尽管他没有明言自己跟孔繁霱的关系。事实上，朗格诺瓦(Langlois)和瑟诺波司的《史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 f History)是伯恩汉《史学方法论》(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的翻版。张贵永承认：《史学讲话》“叙述史学理论及方法部分，主要依据班汉姆的《史学导论》(Ernst Bernheim，Einleitung in die Geschichtswissenschaft)。”(12)伯恩汉的《史学导论》是其《史学方法论》的改写本。张贵永的《史学讲话》中，第一篇《史学的涵义及其问题》，文中明示其关于史学方法论的普通参考书前三者分别是班汉姆的《史学方法论》(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史学导论》(Einleitung in die Geschichtswissenschaft)和瑟诺波司的《史学导论》。其第三章《史学方法纲要》，关于史料的论述，例如史源学问题、史料考证问题，完全来自伯恩汉和瑟诺波司。至于为何《我的史学研究兴趣》没有提及孔繁霱，不敢妄加揣测，尚待来日深究。
据张贵永自述，1929年清华大学毕业后，他赴柏林大学历史研究所留学。在德国，他尽管以关于菲特烈·赫尔斯坦外交政策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然而“对于思想史的研究兴趣，仍然很浓，例如对迈纳克三大部巨著中的两部《大同主义与民族国家》与《西洋近代史上的国家利益说》，我都加以熟读。另一部《历史主义的起源》，则是在一九三六年出版后，他寄赠给我才读到的……在获得博士学位以后的一年间，我又从事研究兰克的生平与著作”(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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