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国人研究西方史学的卓越范例。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耿淡如就提出：史学史不是历史家传记集和目录学，应反映历史学家、历史学派在思想领域的斗争；史学史应和历史哲学史或社会思想史有区别；史学史应包括历史编纂与历史研究两者在内；史学史应结合其他相关科学来研究；史学史应总结过去史学成绩；史学史应以研究历史的同一方法来研究等等(50)。后来，张广智指出：应研究历代西方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不做成传记集和目录书；应研究西方历史学家所处的时代与历史环境；应研究西方史学流派的过去与现在、繁荣与式微、成就与问题；应在西方史学的流变中作出动态的考察，历时共时，纵横比较，上下连贯；应有一个正确的历史观的指引(51)。张贵永从欧洲社会状况出发，重视欧洲近代以来史学中一以贯之的历史主义，考察其起源、成长与影响，分析不同时期学者思想的贡献与不足。这种结合社会背景、关注学术传承、重视史学思想的研究路径，是张贵永西方史学研究实践的突出特征，在某些方面，与大陆不同时期的同仁学者所见略同，是研究西方史学的成功范例。
它对于当前中外史学交流研究具有典型意义。学界已经认同，史学史研究新的增长点，是中外史学交流史。一方面，在书写中国史学史时，自然要写某一史家、史著、史学思想与方法对于中国后学的影响，此外可增加其在域外的流传与被接受，可增加域外史学对于中国史学的影响；另一方面，在书写外国史学史时，可增加外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可增加汉学家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张贵永本是中国学者，他研究西洋历史、西洋史学，在国内介绍、评论西洋史学，他关于西方史学的认知具有中国人独特的视角。张贵永的学术经历，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中西史学交流的典型案例，同时他所秉持的看待西方史学的眼光也特别值得当代学人汲取。这样，探讨其西方史学研究情况，无疑有利于学界借鉴其理论与方法，有利于增进和丰富中国学界关于中外史学交流的研究。
它对于一些西方史学现象的认识具有经典性。例如，兰克作为19世纪西方史学的代表，其学派具有普遍的国际影响，在欧美、中国都有传承。可是，由于17世纪开始的人类知识的自然科学化运动，因此史学界主流学者以自然科学为衡量史学学术性的尺度。兰克曾经主张“如事直书”、“排除主观”等所谓的“客观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欧美学界推为科学史学的楷模。这种倾向在中国则突出表现为史料学派，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反对解释、疏通史实。可是，事实上，兰克的史学并不是像科学史学家们所想象和推崇的那样，汪荣祖在1975年《食货月刊》三卷三期上，发表《兰克史学真相》，这篇文章改头换面后出现在《史学九章》中。他指出，英美世界误读了兰克，兰克实际具有浪漫主义风尚，有同情心但不动感情，写作民族国家历史，兰克同样重叙事，讲究行文艺术，赋予历史以意义，裁断与解释历史(52)。在此之前，张贵永业已指出兰克的历史主义倾向，同其路德教信仰、民族复兴情绪紧密相关，正是这两种情结与历史关联，才促使兰克的历史认识自主性的坚持，兰克坚持从个别研究达到对于事实的普遍见解，从而形成对全部关系的客观认识。可见，张贵永这一见解，无疑对于认识兰克及其学派的客观主义具有经典性。
当然，张贵永的西方史学研究有局限性，例如就历史学方法而言，几无创见，因为他几乎全部照搬伯恩汉的《史学导论》；论著尤其是在大陆期间发表的文章，不少地方照搬梅尼克；关于历史主义先驱的论述，稍嫌简单，缺乏具体分析；对于汤因比的认识还是初步的。此外，其研究对象也局限在欧洲近代历史哲学领域，没有像其同时代有的学者那样对西方史学做通史性论述。然而，这些正是拓荒性、专门性研究工作所常见的，无须苛责。
总之，张贵永的求学经历，导致他走向研究西洋史学的道路，其研究成果大体可分两部分：从一般意义史学上说，在史学的涵义、对象、范围与方法等方面，他所阐释的，多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流行观念，特别是史学方法部分，来自伯恩汉、瑟诺波司的相关论述。在欧洲近代史学史论述方面，有两条主线和两个归宿点。两条主线是，时间维度上一以贯之的历史主义，和空间维度上德国差不多200年的史学史；两个归宿点是德国梅尼克的学术思想和英国汤因比的文化观念，也是他思考战后人类精神世界和文化出路的两个着眼点。对此，上文相关部分有较详细述及。尽管他没有对西方史学做通史性论述，其关于历史主义、近代德国史学的全部论述，多受之于梅尼克《历史主义的起源》，一些地方稍嫌粗糙；然其研究构架与视角，在20世纪国人研究西方史学中，别具匠心，无论对于台湾史学风气转变，还是对于中国大陆的西方史学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作者附记：本文写作得到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段艳在资料上的鼎力支持，在此表示由衷谢忱）
【作者简介】李勇，历史学博士，淮北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
注释：
①王尔敏此文最初发表在《兴大历史学报》第十六期，2005年，后收入其《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②指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曾译为“海德”、“海尔德”、“赫德”，今通译为“赫尔德”，张贵永或译为“赫德”，或译为“赫尔德”。
③指Arnold Joseph Toynbee，曾译为“托因比”，今通译为“汤因比”，张贵永译为“陶恩培”。
④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第七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⑤该文载于《史学集刊》2007年第3期。
⑥见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1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⑦⑩张贵永：《我的史学研究兴趣》，《新时代》1962年第10期。Thoedor Mommsen，今通译为“蒙森”，张贵永译为“蒙姆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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