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所说的迈纳克，即今天所谓的梅尼克，是20世纪德国史学巨擘，奉兰克为精神导师，师从德罗伊森(Droysen)、狄尔泰(Dilthey)等人，从史学出发研究哲学，撰写政治史和思想史。他曾主编《史学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担任帝国历史协会(Historische Reichskomission)主席，晚年主持西柏林自由大学。其主要历史著作除了上文张贵永所提之外，还有《从斯坦恩到俾斯麦》(Von Stein zu Bsimasck）、《世界大战问题》(Probleme des Weithtreges)、《普鲁士与德国》(Preussen and Deutschland)、《国家与人格》(Staat and Persoelichte)、《普鲁士—德国的人物与问题》(Preussische-deutsche Gestalten und Probleme)、《历史主义的危机》(Krisis des Historismus)、《历史意识与历史意义》(Vom Geschichtlichen Sinn und Vom Sinn der Geschichte)等。
张贵永这样评价梅尼克：“他的人格为德国思想家与一般人民所共同敬仰，不论在他生平的早年或晚期均能如此……他始终不失为德国人民，尤其一般青年学子的精神导师。”(14)由此可见，梅尼克在张贵永心中地位之崇高。由于这一层关系，1965年，张贵永受聘为西柏林自由大学客座教授，并于西柏林去世。关于他所受德国影响，曾任西柏林自由大学文学院院长的何尔宓(H. Helbig)教授一语中的：“他的早期关于《历史主义本质》、《赫德的历史哲学》和《哥德与历史》等的著作仍然带着在德国留学时所接受的思想色彩。”(15)张其昀甚至说：“他是曼纳克的嫡传。”(16)这正好印证了黎东方的观点。
张贵永在西洋所受影响还有一项，未被世人注意而为他自所言明。他回忆道：1932年暑假访问伦敦档案馆，并在伦敦大学从事历史研究，会见古奇(G. P. Gooch, 1873～1968)。他所说的古奇，擅长英国史、欧洲外交史，尤用心于19世纪史学史，曾主编11卷《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的英国档案》(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著有《剑桥英国对外政策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先后编辑或主编《现代评论》(The Contemporary Review)达50年之久，所著《19世纪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蜚声国际。张贵永回国后一直与他保持联系。古奇除编辑史料外，还做外交史、史学史，张贵永与他极为相似，而且与梅尼克的学术领域雷同。1947年，张贵永一度赴英国讲学，受聘为伦敦大学历史学研究所与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这完全得益于此前的伦敦大学之缘。
上文述及，无论在中央大学还是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张贵永都致力于西洋史。此外，据王尔敏追忆，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期间，张贵永给青年同仁开出的讲座有“西洋外交史”、“陶恩培的政治史学经验”、“赫尔德的历史观”、“俄国对东方的外交政策”、“俄国对远东、中东的侵略政策”、“研究近代史应注意的问题”、“曼纳克(Friedrich Meinecke)及其思想史的研究”(17)，可见，这些讲座也多为西洋史学、西洋外交或者西洋现代史等。这完全得益于他在清华大学、柏林大学、伦敦大学的研习。
其中，著述《西洋通史》，是根据赫伯特·费歇尔(Herbert A. L. Fisher, 1865～1940)《欧洲史》(A History of Europe)编译而成，作为其在台湾讲授世界史的教科书。《史学讲话》，是其自编文集，所收为史学理论与方法、西洋史学方面的论文12篇。其几十篇论文，除部分收入上述《史学讲话》外，还部分收入《张致远文集》。后者是他去世之后，台湾国防研究院和中华大典编印会共同编成，所收除西洋史学史外，还有其外交史研究方面的论文，特别是用西文写成的文章，不过其西洋史学部分多与《史学讲话》相重。
其实他还著有《詹森与中美关系》。他研读《美国外交关系》(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中有关中美关系的文件、詹森(18)大使个人信札及其向各类机构作的报告，对民国初期之中美交涉加以分析与探讨。据其本书《前言》，当在1963年完成，而据王云五《编印人人文库序》，应在1970年代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
他还有一些文章散见在其他各处，为上述文集所未收。
德国史方面：《瓦解与复兴：德国民族解放战争所给我们的教训》，发表在《新民族》1938年第1卷第3期；《战后德国的命运》，载于《华声》1944年第1卷第5～6期；《德国与欧洲和平的再造》，刊登在《客观》1945年第14期；《德国的再统一与柏林问题》，公之于《新时代》1961年第7期。
匈牙利史方面：《一世纪前的匈牙利革命运动》，刊于《中央日报》1956年11月13日第六版《学人》第七期。
西洋史学方面：《评“历史学主义的起源”》，发表在《中德学志》1940年第2卷第4期，同篇文章又题为《历史主义的起源》，载于《图书月刊》1941年第1卷第1期；《历史主义的前驱》，刊登于《中德学志》1941年第3卷第1期；《历史主义的先锋》，发布在《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1941年3月3日第121期；《启蒙运动的历史思想》，则载于《学灯》1941年3月10日第122期；《莫赛与赫德的历史观》，发表在《中德学志》1941年第3卷第4期；《陶恩培的历史研究》（上），刊于《中央日报》1956年10月9日第六版《学人》第二期；《陶恩培的历史研究》（下），则刊于《中央日报》1956年10月16日第六版《学人》第三期；《赫德的历史观》，刊于《中央日报》1956年11月27日第六版《学人》第九期；《历史是追求真理的学问》，登载于《中央日报》1956年8月5日第八版；《歌德与历史》，连载于《中央日报》1957年2月5日、2月12日的第六版《学人》第十九、二十期。
自述性文章：《出席亚洲史学会议的经过和感想》，发表在《新时代》1961年第1卷第1期；《我的史学研究兴趣》，载于《新时代》1962年第2卷第1期；《第二届亚洲历史学家会议报告》，刊于《新时代》1962年第2卷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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