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论述兰克、梅尼克等人史学中的历史主义倾向。这方面的文章有：发表在《自由中国》1952年12月16日第七卷第十二期上的《兰克的生平与著作》和载于《思想与时代》1965年1月24日第一二六期的《曼纳克及其思想史研究》。
张贵永指出，兰克在历史研究过程中，从方法与史料的进步，从历史认识的进展，作者自身始终变化万千，他自己的时代也呈现出韵律从旁附和，他以真挚与深刻的同情心去认识所亲身经历的德国历史阶段，并进而影响对于德国以往历史的认识，其作为学者的生命总和民族生命交织在一起。张贵永认为，兰克这些历史主义倾向，同其路德教信仰、民族复兴情绪紧密相关，正是这两种情结与历史关联，才促使他对历史认识自主性的坚持，坚持从个别研究达到对于事实的普遍见解，从而形成对全部关系的客观认识。张贵永对兰克评价至高：“从他各方面的成就来看，真是已经到达了登峰造极的境地。从西洋全部思想史与所有精神观念出发来衡量，亦有其不朽的价值。”(45)关于梅尼克，张贵永以为，梅尼克最能体验时世，有深刻感想，与现代机械式的生活格格不入，能以真挚的热情参加政治辩论，同时又富于学术态度与高尚旨趣，以最精细的分析眼光研究普遍精神趋势与历史人物的心理动机，兼具民族与世界的历史观点，且有擅长写作的艺术天赋。张贵永评论说：“他从精神内心出发坚持道德与思想的个性发展，猛烈反对权力与独裁；他曾以大无畏的精神努力挽救德国民族的命运及其文化使命，历年为德国人们的自由精神奋斗，他对于德国命运遭遇的自我批判和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态度赢得举世人民的尊敬。”(46)张贵永在文中并未明说兰克和梅尼克的这些思想倾向是历史主义的，但是他在论述他们之前的历史主义先驱或开拓者时，处处与兰克相联系，这样就可以认定他在这里谈论的兰克思想就是历史主义的，自然与兰克有着共同倾向的梅尼克的思想也是历史主义的。
他对莫塞、赫尔德、歌德等人历史主义的论述，重视其学术渊源及其相互差异，反映出他对于研究对象的熟稳。不过，从其论著来看，他显然把歌德的学术活动作为历史主义产生的标志，这样歌德之前的相关学者都可以称为历史主义的先驱。可是张贵永又明确把先驱特指为莱布尼兹、沙夫茨伯里、维柯和阿诺尔多等人，这样处理着实让人费解，也许是其研究周期过长造成的，可算是其学术的百密一疏。另外，其论著尤其是在大陆期间发表的文章，不少地方照搬了梅尼克，限于篇幅，这里不容详细举例说明。
非常有意思的是，从时序上看，其论文发表从评论梅尼克开始，又在论述梅尼克处结束，这可谓他研究西洋史学的第一个归宿点。必须特别指出的是：张贵永梳理历史主义的起源与发展，自然显露其在欧洲近代史学史论述方面的第一条主线——时间维度上一以贯之的历史主义产生发展史；同时清理出德国近200年的史学发展简史，这显示其欧洲史学研究的第二条主线，无疑对于国人今后进一步研究德国史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四世界文化视野：汤因比的史学，西洋外交史学
张贵永研究的课题，与西洋史学相关的，还有汤因比的史学观念与实践、西洋外交史研究的回顾等。
张贵永关于汤因比的论著有：《文化的起源——介绍陶恩培的历史研究》，是1951年7月19日在联合国中国同志会第二十二次座谈会“世界文化的前途”上的讲话，作为会议纪要一部分，原载《大陆杂志》1951年7月31日第三卷第二期，《张致远文集》1968年出版，收录此文，改名为《世界文化的前途——介绍陶恩培的历史研究》。另外，根据1984年修订版《史学讲话》扉页上的介绍，张贵永自编的《史学讲话》初版于1952年，到1984年之前再版两次，前面3个本子笔者都未曾见到，是否收录《文化的起源——介绍陶恩培的历史研究》，不得而知。可是，1984年版保留的张贵永1952年所写的初版《前言》里，明确提到初版里有“介绍陶恩培历史研究一章”，由此可以推论，1952年初版的《史学讲话》，收了此文。如果说1984年收录的是对1952年的保留的话，那么文中删去他在会议发言上的开场白，其余则无区别。
《史家的灵感——兼论陶恩培的治学经验》，王尔敏说，1956年7月6日张贵永做了名为“陶恩培的政治史学经验”的报告。这可能是“陶恩培的治学经验”之误，原载《自由中国》1956年12月1日第十五卷第十一期，后收入1968年出版的《张致远文集》，应该没有收入1952年版本的《史学讲话》，之后两次修订本是否收入，因未亲见，不得而知，但是1984年版本的《史学讲话》确实将其收入。
《陶恩培〈历史研究〉的第十二本》，原载《新时代》1961年9月15日第一卷第九期，收入1968年出版的《张致远文集》。
还有一篇评介《历史研究》第七、八、九、十册的文章。王尔敏在《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中提到，张贵永在台湾《中央日报》“学人”专栏评介陶恩培的《历史研究》七、八、九、十各本，王尔敏承认并未亲见。他的说法可能来自张贵永自己的交代。张贵永说，在写《陶恩培〈历史研究〉的第十二本》之前，已写过3篇关于汤因比和他的《历史研究》的文章，第一篇就是《文化的起源—介绍陶恩培的历史研究》，第三篇是《史家的灵感——兼论陶恩培的治学经验》，而“第二篇刊登在《中央日报》的《学人》（见《学人》文史丛刊第二辑）。那是评介《历史研究》的第七、八、九、十册”(47)。可是，张贵永并未披露题名。经查证，这篇文章题为《陶恩培的历史研究》，分上、下两部分，分别刊于《中央日报》1956年10月9日第六版《学人》第二期，和10月16日第六版《学人》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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