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著：Hermann Oncken著《印度的安全》，发表在《中德学志》1940年第2卷第1期；KarlBrandi著《中古史与近世史》，载于北平中德学会《五十年的德国学术》第二册。
本文撇开其研究西洋历史不论，而探讨他关于西方史学的研究。
二阐释一般性史学理论：涵义、对象、范围与方法
张贵永所讨论的史学涵义、对象、范围和方法等一般性史学问题，都是对西洋史学史的梳理、分析和总结。
历史学的涵义。张贵永有明确的历史学定义，他说：“史学是以心理的与外界的因果关系，根据当时的共同价值观念，来研究与叙述人类团体活动在时空中的演进事实的学问。”(19)
他强调：求知是史学的主要目的；历史因果分析既有心理的又有外界的；史学不仅要关注普遍的，并且关注特殊的；历史研究指向群体而不限于个人；历史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观念都是必需的。其实，张贵永的定义中还有一点，那就是历史学代表着一个时期共同的价值观念，尽管他没有强调，然而还是要替他指出。每一个时期都有其特定的价值观念，它一定会反映在历史学中，因此，界定历史学不可忽视价值观念(20)。
他的这一定义，是建立在研究西方史学观念发展基础上的。第一，通过考察“历史”的词源，得出“历史”字义指事实经过或研究事实经过的学问。他指出，希腊文Historie原始意义为研究或者已研究了的知识，具备今天“历史”的含义，德文Geschichte有“经过”和“研究经过”的意思(21)。因此，张贵永概括出“历史”的上述含义。第二，通过总结西洋近代以前史学发展史，得出结论：历史学经历了只注意纯粹历史记载，到关注获取历史教训，再到追求学术性即明了事实的因果及其相互关系，直至走向成熟。从古代到18世纪，西方史学的发展表明历史学是依据事实，赋予价值观念的认识历史的学术。第三，通过梳理19世纪以来历史哲学的发展，认识到历史学与哲学结合是必然趋势，因此历史学家在选择材料时必须有价值观念的存在，历史学与哲学互为辅助。据此可推论出：历史学同时关注历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必有价值观(22)。
张贵永的因果、人类团体、时空事实观念，与当时一般实证主义史学有通性，但其共同价值的观念，又别具一格。
历史学的对象、范围。一般实证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历史研究的对象，张贵永则有所保留。他区分理论与实践层面的研究对象，认为：“在理论上，我们学问包括人类各方面，各种社会的与团体的活动，所以文学、艺术、经济学等都可属于历史的智识范围。”但是实际上“研究范围多大，研究的哪一方面，须看本人的实际兴趣，及所具有的专门训练与能力而定”(23)。可见他与一般的实证主义史学家同中有异。需进一步确定的是，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界限在哪里？张贵永开宗明义：“历史属于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不仅材料不同，方法亦不同……对于历史的真实内容、特殊的事实，与演变的情形，都不能应用普遍定义与普遍定律……不能像唯物主义与实证主义说的可以直接当作自然科学。”(24)另外，他在《历史是追求真理的学问》中，从艺术与科学的双重意义上谈论历史学，认识到“科学的理智和艺术的情感往往在历史著作里不能融洽无间。史家的文体愈动人，接近真理的兴趣也就愈减损……另一方面精心钻研的史家，尤其是终身以考据为专业的学者就不免枯燥乏味”(25)。文章结尾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追求真理还是由科学主义史学来承担。这似乎表明其结论有摇摆，兴许是他在那个科学主义盛行时代的无奈。无论如何，总体上，其观点与包括实证主义史学在内的科学主义史学主张完全不同，其学术意义非常重大，正像王尔敏所言：“在50年代，科学主义（scientism）盛行之际，多数史家倾心于科学治史，并有人在同时代声言将史学提升到自然科学地位。在此流风之下，张氏这样申言，自是启聩发聋，实如朝阳鸣凤，在中国学界有先见，正代表一个引路明灯。”(26)可是，他主张历史学使用多种辅助学科，又与实证主义史学主张完全一致。在历史学的对象、范围这个问题上，同样表现得与一般科学主义史学家同异互见。
历史学的价值。在《史学的涵义及其问题》中，他说历史学的价值可分三种情况：第一，在普遍演进史观中，历史教人根据普遍的演进关系，去观察个人或社会团体活动，明了人类全体和个人与国家间的关系；第二，历史学与实际的审美旨趣有联系；第三，历史学是其他各种学问的辅助手段(27)。另外，在《历史学的教育价值》一文中，他又说：“历史主要的价值与目的，还是教育大众。”具体说来，他认为，“历史是人文教育的基础”(28)，此外，它的价值在于可以满足人们关于过去的好奇心，还可以“对现在所能给予的资鉴”(29)。这些主张，跟20世纪其他史学家尤其是实证主义史学家并无二致。
历史学的方法。在《史学方法纲要》中，张贵永是这样定义史学方法的：“史学方法就是把材料变做智识的工具与途径。”(30)它包括史源学（即史料研究）、考证、解释、组织（即历史的综合研究）、写作（即著述）各环节。史源就是原始材料，主要有三种，即直接观察得到的，靠口述、书写和图画等方式报告下来的，和事实经过的遗迹(31)。而考证就是要“断定史料的实际情形及其记载的内容”(32)。通过外证确定史料本身是否可靠，通过内证确定所记载的事实可靠程度，采取各种办法鉴别伪造与错误。解释，就是“史料内容的诠释，有狭义的（训诂）与广义的（推理）应用方法”(33)。组织，张贵永也视为历史的综合研究，就是“必须从全体发展的关系来解释”(34)。写作或者著述，是“把研究的结果明晰地表达出来……就是始终得保持学术的立场，简洁流畅，而能无损于考证与综合研究的历史真相”(35)。其详细的论列，这里不再赘述。就历史学方法而言，张贵永几无创见，因为他几乎全部照搬了伯恩汉的《史学导论》。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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