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以贯之的历史主义：从先驱到梅尼克
张贵永重视思想史研究，关注西洋近代史学发展史，这样历史主义就成为他不能不涉及的主题，特别是他受梅尼克影响，十分关注历史主义，梳理了它从起源到当代的演变历程。他关于历史主义论述，从评论梅尼克的《历史主义的起源》开始，又以讨论梅尼克的学术思想而结束。
其《评“历史学主义的起源”》，上文已述及，可析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述梅尼克学术生涯、地位及晚年内心冲突和《历史主义的起源》的写作；第二部分，追述历史主义（Historismus）词源，梳理词义演变，界定历史主义的核心因素为“个性”和“演进”(36)；第三部分，指出《历史主义的起源》的方法既以问题为中心组织材料，又不失变生动的历史为空论，概述其内容为：梅尼克以莫塞(Mōser)、赫尔德和歌德(Goethe)为个案和落脚点，并作为背景叙述英法启蒙运动史家、先期浪漫主义的激荡、天赋人权思想、基督教及其革新、自然科学等，涉及史学家、思想家有沙夫茨伯里(Shaftsbury)、莱布尼兹、维柯、伏尔泰、孟德斯鸠、休谟、吉本、罗伯逊等。张贵永此文虽名为评论，但实际上只是简介。
他论述了历史主义的先驱。这以发表在《中德学志》1941年第3卷第1期的《历史主义的前驱》最为集中。另一篇是发表在《学灯》1941年3月3日第121期的《历史主义的先锋》，前半部分为《评“历史学主义的起源”》的第二部分，后半部分与《历史主义的前驱》多有文字出入，但是主旨、材料和句式均同，故其差异不足为论。他认为，笛卡尔和洛克的思想促成历史主义先驱的产生。历史主义先驱主要有莱布尼兹、沙夫茨伯里、维柯和阿诺尔多。莱布尼兹的《人类悟性新论》，承认多元及其和谐统一，并与延续律相连接，回归新柏拉图主义。莱布尼兹这种个性观念的意义在于，“无论对于德国的启蒙运动以及日后的唯心主义与历史主义，他都是擎起炬火的先锋”(37)。沙夫茨伯里也是一位新柏拉图主义者，其思想核心是精神形式与力量联合创造生命形态，“最先承认个性原则”(38)。维柯则一方面肯定人创造和认知历史，另一方面肯定历史的演进，具备后来德国历史主义的两个因素。阿诺尔多把世界观和历史观当作“心灵的天赋权力”，“在历史学家中间确是第一位把人的心灵放到历史生命的中心点去……这又是历史主义的培养土壤”(39)。张贵永的这些意见甚为中肯，但稍嫌简单，缺乏具体分析。
他论述了启蒙思想中的历史主义意义。这最早见于其发表在《学灯》1941年3月10日第122期上的《启蒙运动的历史思想》。问题是，这篇文章结尾注明“未完”，事实是，他确实比较充分地论述了伏尔泰、孟德斯鸠的思想对于历史主义的意义，可是在提到休谟、吉本和罗伯逊之后才刚刚开始对休谟的论述，文章就戛然而止，显然文章并没有囊括启蒙运动的主要学者。关于伏尔泰，他认为其对新的现世生活的愉快感觉、自然主义和其社会伦理思想，使得在伏尔泰那里，历史学的价值是为了启蒙人类，历史写作免不了戏剧家的作风，描写铺叙，富有色彩，这些为历史思想争得独立自主的地位，特别是他注重时代精神和国家利益，为兰克所坚持。关于孟德斯鸠，张贵永以为孟德斯鸠揭橥民族精神，主张根据各国特殊实质利益和条件来洞察一国法律，是其法权思想个性化的体现；特别是“他对于罗马历史命运的观点简直就是政治的相对主义，而为日后历史主义的开路先锋”(40)。关于其他法国学者，张贵永简单提到杜尔格、孔多塞影响了赫尔德和歌德的演进思想；卢梭的违反习俗，坚持个性，以自然为归宿，但是在历史世界中没有找到类似的路数，因此他所唤醒的历史主义个性观念，仍拘束在正统的天赋人权的精神里；关于休谟，张贵永认为休谟缩小了天赋人权的范围，分辨真理与谬误，并以情感和兴趣来考验，这就是休谟的怀疑态度，特别是反对因果律的必然性，主张事物之间在习惯的蜕变、前后承变中发生关系，这与日后的历史主义有着关联。张贵永对这些学者的思想与历史主义之间的关联，条分缕析，很明晰。
他论述了英国早期浪漫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关联。在《从英国先期浪漫主义到赫尔德的历史思想》一文中，张贵永特别提到莎士比亚影响了格雷(Thomas Gray)、华尔坡尔(Horace Walpole)对中世纪哥特式艺术发生兴趣，还提到司各脱的历史小说、白勒克韦尔(Blackwell)的《荷马史诗》研究、罗斯(Robert Lowth)的《圣经》中希伯来圣诗研究、伍德(Robert Wood)的《荷马史诗》研究、胡尔特(Hurd)关于骑士精神与故事的信，都影响了赫尔德、歌德的历史主义，他说：“这些新的深入情感与富于幻想的创作，诗和艺术具有引入历史主义的思想情绪。”(41)就历史学而言，张贵永认为弗格森和博克尔对于历史主义贡献最为突出。弗格森的主题是国家观念在历史上的意义，这对于历史主义至关重要，而博克尔把审美艺术的观点引入历史研究，热爱现世并虔信，这些在德国分别由莫塞和歌德来实现。它们“在兰克精神修养的过程上密结不离地相互影响”(42)。这里与他论述历史主义先驱一样，颇为简单。
他论述莫塞、赫尔德、歌德等人与历史主义起源。《从英国先期浪漫主义到赫尔德的历史思想》一文，把德国精神运动中的学者分两类，一类以莱辛、温克尔曼、席勒、康德为代表，他们不是典型的思考历史的人，但却对历史思想做出了贡献；另一类以莫塞、赫尔德、歌德为代表，直接代表历史思想的成就。第一类学者，特别是莱辛和温克尔曼，虽然有着倾向于固定理想的思想方式，但是关注创作动机和历史个性秘密，这样就启发了历史主义。不过，张贵永讨论的重点不是他们而是第二类学者。
对于第二类三人的讨论，除了《从英国先期浪漫主义到赫尔德的历史思想》外，还有发表在《中德学志》1941年第3卷第4期的《莫赛与赫德的历史观》和发表在《国立中央大学文史哲季刊》1945年第3卷第1期的《歌德与近代历史思想的起源》。《从英国先期浪漫主义到赫尔德的历史思想》，从论述莫塞、赫尔德、歌德开始往下，与《莫赛与赫德的历史观》大同小异，而完整性不如后者。他的《赫德的历史观》、《歌德与历史》，与上述文章内容大同小异。
张贵永指出，在莫塞身上已经看到历史主义的所有萌芽，这些正是兰克及其后学所遵循的原则。关于赫尔德，张贵永认为，启蒙运动、敬神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交互影响赫尔德，赫尔德要写出一部人类心灵的历史，以同情、感应去发现历史上的心灵生活，这就决定其历史思想是个性和演进相结合，把民族时代的个性归结于个别观察的历史全过程，其思想意义在于，“发生了四大直接影响，那就是浪漫主义，斯拉夫大民族精神，人与自然的研究，最后还有歌德的创造”(43)。歌德不仅把莫塞与赫尔德新的历史见解大规模运用，并且有意识地当作方法上的基础而用于万物；歌德认为一切生命须在其原始形式与变态中完成，历史亦得根据这一定律；歌德的这些观点被引入对民族与时代的认识；他打破世界史目的论，导致兰克的世界史观念。这些就是歌德的历史主义。最后，张贵永这样评价歌德：“他对我们永远是向高处的领导者。”(44)张贵永对这三位学者的分析颇为细致，不过他对德国学者的分类值得商榷，因为严格说来，他提到的那七位学者除了莫塞和温克尔曼，其余都不是纯粹的历史学者，因而其论述的开场就显得多余。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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