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贵永对于汤因比的关注,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历史研究》全书的基本情况。关于《历史研究》第一至六卷的介绍,是在《文化的起源——介绍陶恩培的历史研究》中完成的;第七至十卷的介绍见于连载在《学人》上的《陶恩培的历史研究》;第十卷中汤因比关于其治学经验的介绍,由《史家的灵感——兼论陶恩培的治学经验》来承担;介绍第十二卷的则为《陶恩培〈历史研究〉的第十二本》。《历史研究》第十一本为图集,他未做专门介绍。这些文章涉及汤因比著作动机、研究过程和思想体系等。例如,在《陶恩培〈历史研究〉的第十二本》一文中,张贵永指出,从1921年汤因比计划写《历史研究》到1961年,40年间世事沧桑,他人史著层出不穷,世人对其毁誉有加,汤因比要重新思考,吸纳新论,答复辩难,这就是汤因比写《历史研究》第十二卷的动机。至于汤因比著作内容和思想体系,张贵永认为,汤因比依旧相信人类社会的相互关系只能由分析、比较与分类研究求其真理;汤因比大体上没有改变自己的结论,但是个别处有所变化,他改变过去以希腊或中国为模式概括一切文化的做法,采用希腊一中国混合模式以说明其他文化发展的差异。对于张贵永的这些介绍,他自评道:“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著作的思想体系,他的著书的动机,以及研究的经过已介绍了一个大概。”(48)其自我评价是谦逊的,确是实事求是的。 第二,汤因比作为历史学家的灵感。汤因比在《历史研究》第十卷第十三章中,叙述自己的治学经过和体会,张贵永据此提出汤因比作为历史学家的灵感问题。张贵永以为,汤因比响应神的召唤,把研究历史定为自己的人生目标,汤因比相信历史学是神的启示,历史学家的颖悟同数学家、物理学家、诗人、先知一样有其特殊角度,这种信念使他几十年持之以恒地研究历史。张贵永从汤因比治学生涯中总结出,汤因比出生后60年来,殷商文化、印度文化、赫泰文化和米诺文化的发现,激发汤因比的好奇心;历史事实关系包括事实间相互关系、事实内部关系,具有神秘感,激起汤因比的研究冲动;类似的事实会使人产生类似的感觉,表现为想象、抒情等,历史学的这种史诗性、叙事性、戏剧性诗意,对于汤因比富有吸引力;探讨历史事实背后的意义,是神的启示,也是与神契合的一种努力,是历史研究的最高意义,正符合汤因比的心境。这些都是出于对造物主心灵的接近,吸引着汤因比不懈地探求历史。 第三,汤因比论人类文化的起源。在《文化的起源——介绍陶恩培的历史研究》中,张贵永分析汤因比走向文化研究的合理性。19世纪西方主流史学家例如蒙森等人钻进象牙塔,做得专精,但是忽略人类文化的精神,只能由直觉、综合研究来弥补。而且,这些专门研究,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被一些零星材料所吸引,不去注意具有更大意义的历史事物。特别是近代史学中民族主义的勃兴,政治色彩浓厚,评价历史的价值出现偏差,事实上世界历史中出现许多不同类型的文化,愈显得民族主义的偏颇。张贵永认为,这些正是汤因比的著述可以纠偏的。例如,在汤因比看来,艰难贫困地区、新土地对于历史发展能够发生刺激,这是自然环境因素,但是人为环境例如外来压力和内部逼迫,也是刺激文化起源的重要因素;环境刺激不能过于残酷,应存中庸之道,当在残酷与不残酷之间。张贵永确实抓住汤因比论文化起源的某些要点,不过还是初步的。 张贵永对西方学术界外交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张贵永是研究西洋近代史的,西洋外交史是其中重要内容,而关注西方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则是治西洋外交史的题中之义。他的这方面论述,突出表现在《西洋外交史研究》中。 他十分强调外交史研究,把它看成克服民族偏见、撰写真正世界史的途径,以为兰克《日耳曼与罗曼各族的历史》、剑桥大学约翰·西莱(John Seeley)《英国的扩张》,都是把外交事务看成重于国内事务的样板。他重视外交与民主问题,这使他注意到庞沙毕勋爵(Lord Ponsoby)的《民主与外交》、杨格爵士(Sir George Young)的《外交史》和波莱士勋爵(Lord Bryce)《国际关系》中的相关论述。他根据西洋外交史学发展情况,提出研究外交史中必须注意的问题:第一,有利于外交史研究的教学条件。在这方面,张贵永指出法国巴黎政治学院造就索莱尔(Allbert Sorel)及其《欧洲与法国革命》,英国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成为专家研究的中心。第二,做好研究外交史的准备工作。阅读《剑桥近代史》以了解世界大势,阅读各国政治家生平,进而研究历史专著,注意各国使节言行。第三,深入研究官方档案,熟悉外交案件情况。第四,熟悉各种观点,留意政治家自白。 大体说来,关于西洋学界的外交史研究,他还停留在介绍层面,比较肤浅和零散,倒是他提出的几条关于如何做西洋外交史的认识,颇具心得,可是已经离西方史学史稍远了。不过,为历史研究计而做的学术史梳理,同样具有史学史的意义。 须要说明的是,从他所写美、英、俄、德等国外交史,以及他所提出的做西洋外交史的心得来看,他显然强调国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心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特别是人类文明的出路,这一追求,恰好与他所关注的汤因比的学术旨趣相类似。因此,汤因比的文化观念与张贵永的西洋外交史研究理念,都视世界为一整体,并关心人类文化发展的前景。可以说,汤因比是张贵永西方史学研究的第二个归宿点,它与前述归宿点梅尼克一起,成为张贵永思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前途的两个出发点。 五张贵永关于西方史学研究的学术意义 张贵永的西方史学研究,上述已见大端。今天看来,无论对于台湾史学风气转变,还是对于中国的西方史学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它对于台湾史学风气转变具有发乎先声的意义。1949年后,台湾史学界,以傅斯年为旗手的史料搜求派占据主导地位。他以史语所所长、台湾大学校长的有利位置,网罗一批学者,从事史料搜集、考订和整理工作。然而,时至60年代,台湾学界难以扩充史料,史料搜求受到很大限制,而且欧美史学从科学史学转向对主体阐释的重视,从而影响台湾史学风气的转变。1962年许倬云留美归来,与胡佛、李亦园等在1963年创办《思与言》,倡导解释学派的方法。五四时期就崭露头角的殷海光,1964年出版《思想与方法》,主张使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历史,也公开同史料搜求派唱起对台戏。特别是1967年许倬云担任台湾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受史料学派排挤的钱穆从香港移居台湾,标志着台湾史学风气的转变。总之,史料学派主导地位在60年代中期开始动摇,对此,有学者指出,“20世纪5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史学的主流原本一直掌控在史料考证派手中。但自60年代起,这种局面逐渐难以维持”(49)。张贵永通过研究西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认为成熟的历史学不仅要关注历史的普遍性,而且要关注其特殊性。它离不开哲学,而哲学则是价值观念的抽象,因此历史学必有价值观。他关注汤因比的历史哲学和史家情环。他主张历史学使用多种辅助学科等。有趣的是,1965年他去世后,这些观点盛行起来。可见,他从西方史学中总结并发表出来的主张,实领台湾史学风气转变之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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