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统合经、子与儒、道
六经之本体既明，便可知后世所谓儒家，其实不足以尽六艺之全，鉴泉因此说：“儒之并立于九流者，非儒之真与全也。”（19）《说文解字》谓儒乃“术士”之称。鉴泉解释道：“术，道也。士者，所以别于农工商也。有道之士，非常士也。尧、舜不为天子，亦术士而已。”所谓儒，本非与名、法、纵横诸家相对而言的“一家之名”，犹如“道”字，各家皆可用，并非庄、列诸家的专利品。老子的徒裔“自别于言礼与法者”，于是有了道家之称。同理，“非儒者多，惧其无别，乃有儒家之称”。老子不自命为道家；“孔子但言君子儒、小人儒”，又何曾自命为儒家？儒家之名，大概是始于战国时期。“周衰文胜，学者多以周为不足从”，遂有原壤之流，放弃礼法，可见“其时杂流盖已萌芽”。孔子则“守先王之教以教其徒，有圣人之称”，不逐时趋，诋毁者多，“于是儒之为称，遂若孔氏一门之所独”。（20）总之，“孔子本止传先王之教法，其所讲求，虽贯天人而未尝别为名也。”（21）
先王之教乃是官学，孔子用以教其徒，于是“官学变为师学，六艺流为诸子”。此说发自刘向、歆父子，章学诚加以申述，鉴泉以为，其说甚确，“不可易”，可惜刘、章诸人“皆未竟其说”，而近世附和者又大都浅陋无条理。于是审思刘申叔（师培）之说，“而贯以《周官》、《吕氏春秋》之义，乃始明之”。大意是：六艺原是统于官府，即所谓王治，乃“诸流之统宗，未分之合”。官守各学之间，分工明确，各得其当，所谓“有其事则有其官，有其情则有其业。周以六官为统而分三百六十，各守专业，各尽所长，如耳目之不相非，函矢之各得其用”。王治既衰之后，“畴人子弟失其官业，职废而事缺，器亡而道隳，犹人之五官残而不具。”这些畴人子弟或“诸官之裔”怀抱利器，散而之四方，“目睹时弊“，以为“乱生于己术之废而不明”，于是“私相讲授，穷究其说，上援古帝以为重言”。所谓九流诸子，即因之而兴。分久之后，有杂家者出，为“诸流之和会”，此乃“已分之合”。故曰：“王治散于六经之中，而莫备于《周官》；杂家起于诸流之后，而莫善于《吕氏》。故一贯之而其分合之数可明矣。”（22）易言之，六经本是一个整体，如《庄子·天下篇》所说，六经所体现的“内圣外王”之道，乃是“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而诸子破碎大道，“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周官》经以六官统御百执事，各有专司，又互相联合，可见道术之全。以《吕氏春秋》为代表的杂家，承诸子分流之后，和会众家，不执着于一端，力图使大道之全重见于世，此所以为可贵。按：如此见解，显然已将经、子打并为一了。
镇江柳劬堂（诒征）先生，著有《国史要义》，共标十目，其四为“史联”，谓“纪传表志体之积为正史，而编年、本末体卒莫能敌者”，关键在“联”。而史与行政，自古以来本是相通，曰：“邃古以来，史参行政，政治组织，日进文明，因事设官，各有专职，礼教兵刑，厘然不紊，而其所重尤在官联，不联无以为组织也。”指出《周官》之特色，正在凡事皆有联。（23）按：此一卓见，似为向来论史学者所未及。鉴泉之尊《周官》，重《吕览》，着眼处正在一个“联”字。
孔子虽未曾别立儒家之名，然而儒家毕竟是出于孔门。道家奉老子为宗，老子则是周的史官。孔子所传者，乃是先王之道的六经。鉴泉承章实斋之绪，以为六经皆史，又相信孔子之学乃受之于老子。（24）他声言：
吾常言，吾之学，其对象可一言以蔽之，曰史；其方法可一言以蔽之，曰道家。何故舍经而言史，舍儒而言道？此不可不说。吾侪所业，乃学文之事，非《论语》首章所谓学也。此学以明事理为的，观事理必于史。此史是广义，非但指纪传、编年，经亦在内。子之言理，乃从史出，周秦诸子亦无非史学而已。横说谓之社会科学，纵说则谓之史学，质说括说谓之人事学可也。（25）
亦即经、子皆可纳入广义的史学或人事学之中。
统而言之，鉴泉的经学观有两大特点：一是以经统子，一是入经于史（广义的史）。如此的六经观，不仅越出了古文今文之纷争、汉学宋学的纠葛，更是冲决了自汉初以来形成的经学之网罗。并世学者中，有二人可视为鉴泉同道，一为张孟劬（尔田，原名采田），一为蒙文通。
孟劬著有《史微》内篇八卷（外篇未成），自言“盖为考镜六艺诸子学术流别而作”。考镜六艺诸子而名曰“史微”，显然是有取于章实斋之说，故卷一首篇《原道》开端即云：“六艺皆史也，百家道术，六艺之支与流裔也。”（26）孟劬以为，六艺是“先王经世之迹”，其书皆为史官所掌，乃“君人南面之术”。（27）道家出于史官，其所明者即此“君人之要术”。（28）儒家则源自司徒之官，掌管教化，故好学而重礼义。孔子为儒家之祖，而实兼道家，其弟子则皆为儒家。（29）“道家先法天道，孔子则修人道以希天；儒家先尽人道，孔子则本天道以律人”。（30）诸子百家均出王官，各明“先王经世之术”的一端。（31）其中杂家则是“宰相论道经邦之术，亦史之支裔”，（32）与道家为最近。鉴泉主张“排斥申、韩，修正庄周，表章淮南，和合宋儒，以完中华之学”。（33）与孟劬之说相较，可谓大体不异。
文通则不取“六经皆史”之说，以为“六经原为邹、鲁所保存之古典”（按：文通将中国上古民族分为江汉、河洛、海岱三系，三系文化不同，周秦学术亦因之而判分）。“周秦间学术思想最为发达”，可说是“胚胎孕育于此古文献”，但不可说“悉萃于此古文献”；儒家思想与此古文献有关，然而“其所成就则非此古文献所能包罗含摄”。（34）（按：文通对于史，取的是狭义，与鉴泉不同；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学术，虽富独见，而多取实证，与章实斋、张孟劬之喜推论者亦异。）中国学术托始于此古文献而大有发展，“始之为托古以立言，名《太公》、《伊尹》之类是也；继之为依古以傅义，则孔氏之六经出焉”。一为哲学，一为史学，因此孔门之六经不同于古文献之六经，不可说六经皆为史。（35）在文通看来，秦汉之际的儒家最为卓绝，“汇集战国百家之言，舍短取长而以一新儒道者”，（36）主张建立民治、平等的理想新制度，最为可贵。（37）此为“儒生之术”，远胜于两汉的“经生之业”。（38）此等看法，与鉴泉颇有差异，然而异中仍有其同，即不看重“经生之业”。而后来一般人视为经学正宗者，正是这“经生之业”。
鉴泉以为：
汉之经生，抱残守缺，多衍阴阳术数，又虑上之不信经也，窜谶于纬，表汉得天下之符，谓孔子为汉制法。其所谓法，不过制度章服之事，卒亦不用，仅稍助封禅而已。其后乃有古文经，而先立学官者排之。刘歆主古文，因附会而为莽佐命。后世艳称西汉通经致用，《三百篇》当谏书，《禹贡》行河，《春秋》断狱，然按其实，则当时引经断事，多引《春秋》，说近法家，此张汤所学也。兒宽以《尚书》附汤，而张禹以《论语》作模棱之辞，皆所谓缘饰吏事以经术者耳（〈公孙宏传〉），效可睹矣。曾是以为经之用也欤？（39）
清儒所拳拳服膺的汉学，在此可说是一笔抹杀。而对于宋学，则颇有称赏之辞，云：“宋儒议论虽多刻而有诸子之风，考索虽无统而能文献之守。”于清代的考证学则曰：“达官多奉朱学，流为乡原。不达者则用其力于考征，标汉为帜，反宋之论，群经、诸子、六书、九数，家家自以为许、郑，人人自以为贾、孔，吴越华士亦复泛滥短书，掇拾故事，以为矜尚。”考征之风既盛，亦流为利禄之途，于是理学衰而“行谊杀矣”。洪杨乱平，颇有“归咎乱端于汉学”者。然而“汉学卒不能绝，考证之法既明，其流益广”。种种“册籍之学”便是其所成之果，“自汉以来未有如斯之盛者”。物极必反，今文之学于是兴起，“专宗西汉，以微言大义相尚”。“嘉、道之间，平久而窳”，士大夫“始谈经济”。鉴泉认为，“是二流者，乃兼取宋儒”。至于考证末流，“则版本金石，流为玩好”，与明代的“山人”不殊。（40）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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