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治经要略
鉴泉论学，力主“为己”（“学之大要，非一言所能尽，要之曰为己而已”）。为己之学，可以四字概括，即博、精、通、约。认为“博、约二字，开古今门户”。所谓博，“以穷理为准，非泛骛杂考也”；所谓约，“以反身为要，非师心自用也”。（按：此亦即朱子所强调的居敬穷理。）鉴泉又于博、约外，增精、通二字。指出：“短书小说，一字万言”不是博；“偏锋陷入，穿凿旁出”不是精；“略知大概，多识书册”不是通；“求之事物，不明性本”不是约。以为此四字的正解是：“博者能旁通大义也，精者能深入微言也，通者能见大本破除习气也，约者能反于一身无浮长也。”又申述说：“一经而通，虽不读他经，而他经之义已具，虽谓之博可也。一史而精，虽未究古今，而义例大明，虽谓之通可也。”此乃鉴泉治学的自我期许，重在博通，而博通则由精约而来，两者相辅相成。博、通、精、约四者合，方能成就为己之学。此乃治经的终极目的。（49）故曰：“要之，经义深切著明，本以见诸行事”，不在多言也。（50）
鉴泉治经，正是依此而行。他认为，六经是后世一切学术所自出，并非仅是记古事，而是中含微言大义，乃道之体现。其《学略》一书，开首即云：“经之训常也，六艺皆常道不刊之典。”“经所以为常道不刊”，乃在其义。亦即经之重要，绝不在其中所说的典章制度，制度因时而异，义则不变，乃“不常之常”。此理既明，便可知治经之根本在明义，不在考据。（51）
有关汉儒经说，鉴泉说道：
汉儒经传注，今存者少，其训说皆至简。康成多所驳辨，犹不繁碎。然两汉奏疏，援据经义，类能旁通引申。盖其师师相传，皆有微言大义，特不著之竹帛，是其慎也。经义旁通，本无一定，推而衍之，复滋蔓滥。故仅存训诂，使学者不至茫昧，其义蕴则听其各具浅深之见。董子曰：“《易》无达占，《诗》无达诂，《春秋》无达辞。”此正汉人超卓处。（52）
鉴泉以为，汉儒此一治经之意，宋儒程、朱能知，然而宋儒末流“则专衍义理，流为讲章”，词费而不得要领，导人于肤浅。清代汉学家“矫其漫衍，专求训诂，一若汉儒但通名物”，亦为可笑。简言之，汉学家之“博辨名物”与宋儒之“空漫”，“同为繁衍”，同属乱经。（53）
至东汉，“博士传习，渐多异论”。而《白虎通义》一书，“折衷十四博士之说，亦颇严栗简要，无泛衍之病”。魏晋时期，清谈起而玄言兴，经学却并未衰，“始为疏义”，议礼之作尤为细密。“疏说既多，详密之功固胜，而支离之弊以滋。琐屑为长，微言大义遂疏。”唐人说经，沿此六朝余习，“详密有余”，然“已无新异”。于是啖助、赵匡诸人，“始变古说，而自用之端起”。故曰：“六朝及唐，乃经学之衰时也。”鉴泉因而强调，明经义本是旨在躬行实践，“行敏则言自讷，言多则行必疏”。是为治经之根本。（54）宋儒承此弊，大为“变古”，开自刘原父（敞）、欧阳永叔（修）。至程、朱，“反诸义理，扫除琐屑繁衍之病，可谓大功”。其时说经诸家，“亦皆详慎，多所独得”。然而鉴泉对于宋儒孙（复）、胡（安国）诸人沿啖、赵之绪以说《春秋》，“流为苛酷”，则大不以为然。统合儒道、贬斥法家的宗旨，于此可见。（55）
清初诸儒，“承明季猥杂之习，始专考订”，然而并未昌言反宋儒（如阎若璩、顾炎武）。“其所争者，亦多在大义（如朱鹤龄、陈启源）。”“惠（栋）、戴（震）、纪（昀）、钱（大昕）诸家起，力表汉儒，排斥蔡（沈）、陈（澔）、胡（安国），始言家法，以密实为尚”，专注于音训、名物，流为琐屑。至嘉、道间，习尚已成，又为贵人之所好，于是学人“引类书以改字，附古义以昧心，所谓宁道孔孟非，必言许郑是”。以改字而论，“此读为此，彼读为彼，假借之例本宽，声音之变尤广”，彼此皆有证据，是非难定。鉴泉诘问道：“其凭肊与宋儒何异？”总之，“宋儒虽训诂不精，其繁衍只在义理”，清代汉学家“直并经文而歧异”，使人无所适从，六艺大道，“从此裂矣”。（56）语气之间，颇带感慨。
物极而反，学者渐厌，今文之说于是兴起，“谓汉重家法，贵微言大义，亦用考订，而不流于琐屑”。其变之实，则是“避难就易，改实为虚”，可谓与宋儒“貌异心同”。然而鉴泉承认，其“搜索之中，亦多有得”。如庄存与、宋翔凤、龚自珍、魏源诸人之说，并非全属“虚诞”，而且诸人“根据纬书，于鬼神之旨间有所得”，于前儒所不敢言者，“昌言不忌，亦颇精卓”。（按：此一见解，有异于当时多数学者，当与其家世渊源有关。其祖槐轩，名沅，以内丹功法、斋醮法会等授徒传教，世称刘沅道或刘门教，有《槐轩全书》传世。）对于此诸人之缺失，鉴泉亦未忽视，即“空论《易传》，奇谈无极”，简直“视六经如隐语”，而且彼等“又无宋儒力行之意，故弊尤深害尤大也”。然而鉴泉并不同意当时论者之见，即“今文家蹈虚之病，过于考据家征实之病”，认为治经乃为己之学，贵在自得，“考据末流，考一字，证一事，辗转裨贩”，又何与乎自得？鉴泉对于当时今文家所谓通经致用，亦颇不以为然。说道：所谓“汉儒以《三百篇》当谏书，《禹贡》治河，《洪范》说灾异，《春秋》断狱”等等，“特就其已效者言耳”。其实汉之儒术，当时称之为“缘饰”，“本非以经为根柢”，张汤、公孙弘之学《春秋》，杂以刑名，如何可说是通经致用？须知诸经大义本是相通，如何能“分别诸经，各有其用”？“以此言用，只觉经之器小耳。”（57）
至于清代汉学家所谓不博考名物则义理不明，鉴泉更是大表反对。指出彼等之“言形声训诂，白首不能尽通，待何时乃明义理耶？”又说道：“陆象山谓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固是“妄诞”，而“汉学家之琐琐于一名一物，不惮繁称，以圆其说”，岂不是“六经凿我我凿六经乎”？（58）按：此说与朱鼎甫（一新）之说相合。鼎甫曰：“以小学疏通经训则可，以小学穿凿经训则不可。支离蔓延，沈溺其中而不知返，非惟虚耗日力，抑亦大害经义。”（59）二人最致憾于汉学家者，即是其喜穿凿而失大义。鉴泉因此说：“吾谓古今言经学者，大都借经为门面，宋学欲自圆其虚锋，汉学欲自矜其丑博。不自甘为虚锋丑博之学，乃依附于经而自命经学。弄话头，岂经义耶？考名物，岂经义耶？”在他看来，治经的正途应当是：“涵泳经义，勿先存成见。……不特不当有家法之界，亦不当先有立说之心。”依此标准，对陈兰甫（澧）之治经，大为称赏，以为兰甫“专治注疏，极平正可法，其为学和会郑、朱而不轻自立说，尤超卓”。（60）易言之，治经当破门户，重心得，志在躬行，不在立说。
鉴泉既以躬行实践为治经鹄的，故以《论语》为“群经纲领”，辅之以“兼明六艺，归之大本”的《孟子》。认为“汉学家之鲜治《论》《孟》，盖以二书鲜名物，而又为宋儒所尊”，实为“舍本逐末，不足与辨”。（61）依此明大义、归大本之见，对诸经自有一番见地。兹分述于下。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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