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泉感叹道：“自汉以来，上下宗儒者数百年，如按其实，皆非真也。”汉高、宣二帝及明太祖，皆是刑名法家一流；汉文、光武及宋太祖，则宗黄老术。汉武帝、唐太宗，表面崇儒，实则一为伪儒，一则“虚言多而实效少”，而且二人“实创科举之制”，诱士以利禄，“根本已谬，于儒术不相容”，可谓“功之首罪之魁也”。科举一废，孔孟即成“毁端”，其实本无足怪，原因在于“欺人之术露而久蓄之疑发也”。可以算得上真儒者，乃宋代周、程诸子，然有一大失，即“排道家”。鉴泉以为，“自汉以来，儒之成家，往往兼道家，虽未真得合一之道，犹羁縻弗绝”。宋道学诸公“所以突过前人者，实资于道家”，“乃极排之不与通”，“故其流益狭隘，不能容异，得儒之严而失儒之大”。因此，“今欲明真儒，当一方明精微之本，一方通广大之末。道家本吾兄弟，存吾道之一半者也，当合之；法家乃吾篡贼，使吾道蒙冤者也，当斥之。”（41）统合经、子与儒、道的宗旨，即此可见。
然而鉴泉对于汉代经学，决非一概否定，自其对东汉经学要籍《白虎通义》的评价可见。他认为“汉儒之有此书，犹宋儒之有《近思录》”，其长处在于“能释先王制度，每得精意”，短处则是“穿凿名义，附会五行”。所谓能释先王制度，如云：“天子者爵禄也”；“王者太子亦称士，人无生得贵者，莫不由士起”；“王者所以有社稷”，乃因其“为天下求福报功”；王者“必复封诸侯何？重民之至也”；“王者所以巡守”，乃因“道德太平，恐远近不同化，幽隐不得所者，故必亲自行之，谨敬重民之至也”；“诸侯所以考黜”，乃“王者所以勉贤抑恶，重民之至也”。鉴泉指出，以上所述，“凡三言重民之至”。又说道：“如说九锡次序，曰：‘安民然后富足，富足而后乐，乐而后众，众乃多贤，多贤乃能进善，进善乃能退恶，退恶乃能断刑。内能正己，外能正人，内外行备，孝道乃生。始安终孝，善先恶后。’尤极精当。凡此皆语质直而义深至。言之若易，挹之无穷，乍观若陈，而至今犹新。其他亦多可拟《戴记》。”至于为今人所诟病的“三教三纲”，鉴泉以为，“义本精要，而言之不明，又自为歧离，反来后世之疑讥，亦可惜者也。”（42）其结论是：
近世学者盛推汉儒。汉儒不可称，特以去古未远，闻见多真耳。其辨证之功，实远不及后世。考据之学，后密于前，乃势之自然。近儒推尊太过，乃至一字不敢非，则迷信矣。实论汉儒之功，则其传存大义，尚过于考证。如前文之所述，虽精深不能及《戴记》，而秦以来儒道之存，亦止此轮廓矣。
同时又指出，汉儒之可恨者，在于将商鞅、李斯以来“为世所用”的法家，混入了儒道，即便是经师，亦不能免除此弊。如《白虎通义》云：“诛不避亲戚者，所以尊君卑臣，强干弱枝。诛不义者，所以强干弱枝，尊天子卑诸侯。”鉴泉认为，乍看之下，此说似是合乎《礼》与《春秋》之义，但一究其实，便知不然，因为“强干弱枝之分，乃圣人所不计，诛不避亲，非圣王法”，即使有不得已，如周公之诛管、蔡，其志亦不在尊君权，而在为民。又如此书论“父杀其子当诛”，谓“人皆天所生也，托父母气而生耳，王者以养长而教之，故父母不得专也”。鉴泉对此，大不以为然，说道：杀子当诛，因其“贼恩不仁”，为“人道所不容”，而不是僭夺了王者之权，擅杀其子。“今不论人道而论权限”，意谓民属于公家，做一切事必须秉承公家意旨，不可有己私，这完全是古时商鞅及近世国家主义之说，与“圣人御世属民之道，判若冰炭”。（43）鉴泉反对严刑峻法、反对国家主义的政治立场，在此表露无遗。他之所以合儒、道，斥法家，原因正在于此。
三 经今、古文学论衡
清末民初，经学中今、古文两派之争颇烈。“古文派之极”为章太炎，“今文派之极”则是廖季平（平）。廖、康（有为）诸人以为，六经乃孔子所自撰，其旨在于托古改制，故以章实斋“为己敌，而极攻‘六经皆史’之说”。鉴泉既“主实斋，似若党古文者”，其实不然，自言“于经学今、古文两派，皆不主之”。（44）其理据是：
古今书籍虽多，不外记事立言子、史两种。集乃子、史之流，不能并立。经乃子、史之源，而或认为子，或认为史。章先生开宗明义，便言六经皆史，即是认定六经本体。今文学家谓六经皆微言，不为显用，是不独认之为子，且认为寓言，显然不合。然六经经孔子订定，是孔子之学即在经中。章先生明言先有史后有子，于“六经皆史”句下随即申明曰：“古人不著书，古人不离事而言理。”是谓理即在事中，史即有子之用。不意古文经学家因矫今文家之诞说，遂谓六经记事，不为化人，六籍只是古史陈账，与孔子学术无关，孔子删定六经，只是整齐故事，其功比于刘歆。与今文家言各走极端，皆不可信。
更申述说，章实斋论史，“尚以有子意为贵”，何曾认为“六经全不关孔子学术”？“古文家以夷六艺于古史为己功”，然而须知，史并不等于陈年账簿，孔子与司马迁虽有“圣与非圣之别”，而六经与《史记》，其体本无殊异。此理既明，便知今文家以“侪周、孔于马、班”为实斋之罪，亦属可笑。（45）
鉴泉又“设数浅喻”，以明“六经皆史”之说：言“六经皆史”，犹如言“尧舜皆人”。若谓“六经皆史”乃是“侪周、孔于马、班”，那就等于不可说“尧舜皆人”，否则便是将尧舜下同于凡民。若谓“六经皆史”说“使孔子失其尊”，“则孟子言尧舜与人同，亦使尧舜失其尊矣”。言“六经皆史”，亦犹如言“八骏皆马”。不可说“六经皆史”，即等于不可说“八骏皆马”，否则就是将八骏等同于驽马。说孔子的六经必定“迥异于史”，那就等于说八骏一定不是马，须是龙凤、麒麟、螳螂之类（用柳宗元《八骏图说》意）。《论语》本非经而尊之为经，犹如孔子本非王而尊之为王。就书之体而言，《论语》与诸子不异，孔子并不因《论语》而下同于诸子。六经之体实与诸子相同，说“六经皆史”，难道就下侪周、孔于马、班了吗？言六经皆史，亦犹如言《九歌》皆诗。“后世诗体不尽类《九歌》，而《九歌》终非无韵之文。后世史体不尽如六经，而六经终非诸子之流也。”总之，“后世目录分经、子为二部，正如集部之分《楚辞》、总集二类。倘谓经与史有同有异，是犹谓《楚辞》、总集有同有异耳。后人自眩于四部之目，遂视经、史二名，若人禽之区分，宇宙之对立，大可笑也”。至于今文家坚称经为子而非史，“乃由建立孔教之说，推孔子为教宗，专其门户”，于是尧舜、禹汤、周公、孔子便成了寓言人物。孔子自言“述而不作”，今文家却偏要说孔子作六经，是非如何，“尚何待多论”？至于孔教之名，亦为似是而非。鉴泉揭出实斋《原道》（中篇）中的精语，曰：“孔子立人道之极，岂有意于立儒道之极耶？”今文家则以为，“若六经皆史，则孔子无一椽之庇。”殊不知孔子正无须这“一椽之庇”。“道者，天地人物所共由，非一人所专立。圣人自率道，又率天下以率道，固不必有著述。使孔子生周道盛时，将并《论语》而无之。无《论语》，亦圣人也。何希乎千载后人为之争此一椽也”。孔子所传者，乃“无所不在，无所不容”的大道，非一家之说，故孔子“本不与诸子并立”。今文家却以“一椽局之”，“非尊孔，乃小孔耳”。（46）以上所说，滔滔雄辩，其要旨是道大，经大，孔子亦大，以孔子为教主，乃是下侪六经、孔子于诸子，尊之反所以小之。
由上所述，可见鉴泉之不赞同古文派，在其视六经为陈年旧账，无关于化民成俗的学术。他以为，此弊较易见，无须着力批驳，近世今文家则兴起已久，有其“前后变迁之迹”，至廖、康、崔（适）诸人而臻于极，更为有害于学术。故特撰《经今文学论》，分六项以辨明其非。
“一论其于古书”：近世今文家自庄方耕（存与）起，至龚定庵（自珍）、魏默深（源），共经四世，“虽尊今斥古，犹止守家法，未以古文经为伪造、今文经为孔子作也”。刘申受（逢禄）“始疑《左传》有伪窜”，魏默深“始以马、郑《逸书》为伪”，邵位西（懿辰）“始以《逸礼》为伪”，皮鹿门（锡瑞）“始力主孔子作《易》作《春秋》”。“至康氏始谓古文经皆刘歆伪造（《周官》、《左传》、《逸书》、《逸礼》），廖氏弃其旧说而从之，谓六经皆孔子托古改制之作，非有其事。至崔氏则谓《谷梁》亦歆伪造，《史记》亦经刘歆窜乱，凡古书不与今文合而言及古文者，皆谓刘歆所羼。因刘歆曾校书，而《七略》所载，今之所存，凡西汉以前书，举有窜改之嫌，班固以降，则皆沿刘歆之说，更不足凭。其可信者，惟今文经，而又皆孔子意造，非实事。于是汉前之书，乃无一可信者矣”。鉴泉就此说道，诸人指责刘歆“伪造古经，窜乱古书，使人疑经”，今文经至今不全，亦罪在刘歆。古文派巨擘章太炎“侪六经于古史，又取王充《知经》误在诸子之说”，为诸人所恶。而据廖、康诸人之说，“古事皆为怪力乱神”，今文经所载，则是“孔子文饰”，绝非古代事实。鉴泉对此，不禁感叹道：“于是今之不信经者两取其说，非断烂朝古书，即儒家假托。”古文今文，立说不同，而归趋则一。今文派诸人“尊经于古史之上，而反使经等于诸子”，殆非其始料之所及。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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