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淑娟: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形塑与修正——以中国共产党为例(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7:11:25 《广西民族研究》 张淑娟 参加讨论
最早出现“中华民族”一词的政治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宣言》指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10]47 “九·一八”事变之后，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的对日宣言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民族革命任务是彻底争得中华民族真正的独立与解放。[11]182在瓦窑堡通过的决议案中，面对日本企图完全吞并中国的形势，中国共产党再次用“中华民族”作为号召全民族抗战的口号。与瓦窑堡会议几乎同时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揭露了日本的侵略企图，并指出，“中国红军战斗的目的，不仅是把全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同样的要为解放其他的弱小民族而斗争，首先就是要帮助解决内蒙古人民的问题。”[11]323在甘肃会宁第一、二、四方面军会师时，宣布“我有五千余年光荣历史的中华民族，处于空前未有的危机存亡的时候……将向全世界一切被压迫的国家与民族，证明我们是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好朋友，最后我们将向苏联共和国、外蒙古共和国、内蒙人民、西北回人，证明我们是与他们共同奋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世界侵略者的最切近的好朋友。”[11]432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一直在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词汇，但是在内涵与外延上都是不稳定的，有时指中国，有时指汉族，也未获得确定性内涵。直到1937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兼宣传部部长的张闻天发表了《我们对于民族统一纲领的意见》。他指出，中国共产党提出御辱救亡的具体纲领作为全民族各党派各阶级各团体的共同奋斗的目标，民族独立方面的目标就是获得中华民族的独立。承认三民主义，并指出“中华民国”范围内的所有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成员，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开始接纳在当时已被广泛认可的“中华民族” 符号的外延。 1938年8月，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杨松发表了《论民族》一文，从理论上阐明中华民族的现代内涵，“近代的中华民族像法兰西、北美利加、德意志、意大利、英国等等近代民族之形成一样，乃是由各种不同的部落、种族等等共同组成的。”[11]766-767他断定中华民族是正在形成中的“近代的民族”，认为中国人是一个近代民族并不是说中国只有一个民族，“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他看来，“近代的中国人是由汉人、满人、汉回人、汉番人、熟苗人、熟黎人及一部分蒙古人(土默特蒙古人)等等共同组成的”[11]766，其中汉族也是由许多不同血统的人组成，汉族已经与上述民族形成一个新的近代民族，即中华民族。这样，他将中国境内所有民族都纳入中华民族中来，“中华民族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因而它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核心，它团结中国境内各民族为一个近代国家。”[11]767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中，中华民族逐渐被确定为各民族的总代表，“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11]808这一论断表明中华民族与各民族的关系是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处于不同层次，将中华民族被视为中国所有民族之统称。改变了之前认为“中华民族”与其他单元民族是可以“联合”、可以“分离”的并列关系，将“中华民族”提升到各民族之上，成为与国家领土相对应的民族(nation)，从此，中华民族成为中国共产党根本性的政治资源，并为随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提供了合法性基础。 1937年4月5日，国共两党共祭黄帝陵，毛泽东起草的《祭黄帝陵文》中称“致祭于我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之陵”[12]332-333。从而正式将“黄帝”作为中华民族之始祖，解决了中华民族的族源问题，“黄帝”成为中华民族“民族认同、血脉认同、文化认同”的精神高地。两党在族源和中华民族外在边界等关键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在国家政治认同上和精神归属上的统一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前提。 与接纳“中华民族”符号和“黄帝”成为中华民族族源相适应，中国共产党重新思考和审视传统文化的价值，将其作为彰显中华民族历史连续性与文化个性的黏合剂。语言、习俗、道德等传统文化及相应的价值符号是维系民族凝聚力量和提振民族精神的主要思想根源。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中国共产党逐渐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进行社会动员的重要精神力量。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王明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报告，他揭露了日本“以华治华”“分而治之”，企图覆灭整个中华民族的阴谋，这种巨大的外来压力激发了强烈的民族情感，全民族的团结抗战为“五千年的民族美德和民族精神真正发扬”提供了契机，从而使“忠、孝、仁、勇、礼、义、廉、耻，由被封建势力曲解了利用了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道德，在民族自卫战争中发扬为真正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13]976只有站在国家民族的高度团结动员才能使日本的阴谋破产，只有发扬“为公忘私”“为国忘家” 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才能完成“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事业，“中华民族以继承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从孔子到孙中山)来抵抗日本。……儒教伦理是优秀的中华民族的有利之点，因为有了这个共同的伦理才能抗日。”他别特强调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中的特殊作用，“要在这一伟大历史斗争中从事实上证明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的一部分，是最能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事业而战斗而牺牲的英勇、坚决、先驱模范的战士”。[13]992总之，全民抗战为中国优秀传统美德得以展示提供了契机，优秀传统文化促使各民族空前团结，成为取得抗战胜利的精神保障。中国共产党开始真正拥抱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主义，援引传统文化资源为抗战救国提供精神动力。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确立从国家层面使国内族际关系进一步安排成为可能，为单元民族民族意识的表达和利益诉求的安排提供了思想空间，民族结构安排在理论上的层次性也为相应的政治实践奠定了基础。同时，在政治斗争的过程中，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中国共产党逐渐将自身置于中国领土继承者和维护者的位置，以此作为后续族际关系安排的现实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