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淑娟: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形塑与修正——以中国共产党为例(6)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7:11:03 《广西民族研究》 张淑娟 参加讨论
四、对“两种民族主义”直接批判 作为中华民族继承者，中国共产党除了在国家层面夯实中华民族共体意识，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在此前提下铲除国内民族分离主义产生的土壤，用民族区域自治等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保障各单元民族的利益诉求。还站在中华民族的高度直接批判国家内部单元民族存在的两种民族主义倾向：一般被称为“大民族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主要指汉族歧视少数民族，忽视少数民族情感，不尊重他们的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无视他们的各项权利。“地方民族主义”主要指以本民族利益为核心，无视国家整体利益和其他民族利益，保守排外，破坏民族团结，排斥外来民族，特别是汉族的帮助，在国家统一问题上有严重的民族分离主义倾向。 在汉族统治历史悠久的中国，汉族形成了一种优势心理，特别是汉族统治阶级，长久以来也形成了大汉族主义的传统，国民党统治时期，在思想、纲领和政策上都对少数民族歧视和压迫，造成少数民族逆反心理，产生严重的民族隔阂，既破坏民族团结、削弱抗日力量，又可能被外部势力利用，成为民族分离的助推力量。为了争取更多的少数民族抗战，防止国民党的大汉族主义助推少数民族的分裂倾向，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批判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大汉族主义”，1940年7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里指出：“国民党继承了满清政府与北洋军阀时代的对蒙政策，对蒙古民族继续实行大汉族主义的压迫”，因此，“从上而下的彻底肃清大汉族主义的传统与狭隘的民族观点”[25]661-667成为党民族工作的重要方面。1943年，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他用拟血缘的方法将组成中华民族的各民族看成是“宗族”，各“宗族”“若非同源于一个始祖，即是相结以累世的婚姻，”[26]2从而结成中华民族。周恩来针对蒋介石称少数民族为“宗族”的观点，指出：“蒋介石的民族观，是彻头彻尾的大汉族主义。在名义上，他简直将蒙、回、藏、苗等称为边民，而不承认其为民族。在行动上，也实行民族的歧视和压迫。”[27]147针对国民党对少数民族的一系列镇压和屠杀，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指出，“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他们对于各少数民族，完全继承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政策，压迫剥削，无所不至。一九四三年对于伊克昭盟蒙族人民的屠杀事件，一九四四年直至现在对于新疆少数民族的武力镇压事件，以及近几年对于甘肃回民的屠杀事件，就是明证。这是大汉族主义的错误的民族思想和错误的民族政策。”[28]1074 1948 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对伊克昭盟工作的指示文件中指出，“在政治上，它(伊盟地区)处于蒋傅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压迫下，这种民族压迫的主要形式是大量移民，强迫开垦，强迫汉化，强迫反共，设治设县，进行特务统治，并扶持反动王公，压迫与剥削蒙古人民。其实质就是土地的掠夺与侵占。”[29]1201-1202“中华民族”概念被提出后，经过广泛传播得到了普遍认可，特别是给国共两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基础。但是对中华民族内部的结构安排，两党却存在本质性分歧。国民党坚持民族同化政策，以大汉族主义心态对待少数民族；共产党则坚持民族平等原则，但是党内也存以大汉族主义心态对待少数民族的事实。 其次，在批判国民党“大民族主义”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始终警惕并及时纠正党内的大民族主义思想。1931年2月，王明在《两条路线底斗争》中，认为李立三没有按照共产国际和中共六大的指示重视国内少数民族问题，指出：“这一点充分说明‘大汉族主义’的狭隘的传统思想的残余，在立三这类同志的头脑中有极大的影响。”[11]148 1932年2月，中共中央给四川省委的信中也同样提到四川的干部“党内对于少数民族的基本原则认识还包含着大汉族主义和民族改良主义的倾向”，要求“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的倾向”。[11]179 1935年9月在俄界会议上谈论张国焘的错误时，指出“他以大汉族主义去对待弱小民族。”[30]1938年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报告，在谈到民族工作时，指出“纠正存在着的大汉族主义，提倡汉人用平等态度和各族接触，使日益亲善密切起来，同时禁止任何对他们带来侮辱性与轻视性的言语，文字，与行动。”[11]595“反对大汉族主义”成了中国共产党会议文件、根据地规定、部队纪律都强调的重要内容，为其族际关系政治安排的转变，防止民族分离主义情绪出现，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广泛实施都做了很好的心理准备。 最后，中国共产党将少数民族看成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将少数民族问题看成国内问题，将少数民族的自由解放纳入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中来，从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高度批判少数民族中存在的“地方民族主义倾向”。如在抗日战争时期，针对当时日本挑拨回族搞独立，而国民党却依旧执行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压迫政策，依旧坚持“回回问题是宗教问题”“回回汉化”等观点，指出，“历史证明，回族的解放同中华民族的解放不可分离。回族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没有回族的解放，中华民族即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反之，回族如不积极参加全中华民族解放的斗争，争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就不可能获得自己民族的真正解放。”[31]35同时，对回族中存在的狭隘民族主义提出了批评，“狭隘回族主义倾向的实质，就在于力谋离开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总潮流，而把自己关闭在自己民族的外壳之内，就在于力谋排斥一切外来的但是进步的东西，而保持自己的一切落后的东西。”警惕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可能被外部干涉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利用。 不仅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之间因为“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造成隔阂，在少数民族中也存在“大民族主义”，如1930年11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内蒙工作计划大纲》中指出：“对于大蒙古主义的狭义民族观念，要从宣传上仔细去解释去反对，不要取敌视的态度。”[11]141李维汉在《回回问题研究》中也提出：“回族中的狭隘民族主义的倾向，还表现在以大回族主义的压迫政策去对待他自己统治区域内的各少数民族。”[32]854针对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出现的这一情况，采取正确措施，防止各少数民族之间产生矛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