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点就是在藏尼商的影响。原来从8月中我同塔帕（尼外交部外事秘书，实际谈判负责人）谈判关于藏尼通商关系时，交谈比较顺利。到9月初，在藏尼商代表来到加德满都，提出一大堆不合理的要求，如尼商不纳税，不受检查，不限贸易地点，可以随意随地租房设站，要求给予卖货的外汇（主要指要印度卢比）、卡扎儿问题。这些要求尼方代表一一提出来，并直接说他们受到了压力不得不提出。经过多次的争论与说服，其他不合理的要求我拒绝了，最后在卡扎儿问题上作出了协定上的让步。我的感觉当时尼政府首相阿查利雅及其外交部极为软弱，最后还是尼国王下了决心签订了那个中尼协定。尼首相在签订协定后即来中国访问，除了受到极隆重的礼遇外，还获得了一千万卢比的贷款。这对当时完全在印度控制下的尼泊尔来说，在国际上和国家独立自主上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功。
     1956年后，我们在西藏执行中尼协定中还遇到不少麻烦。那时我们与印度关系好，印藏贸易十分繁荣，但除亚东新来了十几家印度商人外，整个通商是由尼泊尔商人掌握的，除亚东、帕里外在江孜、日喀则、拉萨等地，大半印度货物都是尼商经营的，我们既无海关，也无检查，在西藏进口货物谈不上走私，而文物、西藏出产的羊毛、麝香、皮毛、佛教珍品是禁止出口的。尼商可以通过他们的关系，到处收集走私出口。
     在藏尼商居住年代久，认识人多，他们足迹可以遍及全藏，他们的消息特别灵通，传播谣言也快。他们那时认为汉人在藏不能长久，西藏局势不稳定，所以卡扎儿选籍问题成了一大难题。许多卡扎儿不选籍，要选仍选尼泊尔籍。甚至发生一些藏族子女自认为是卡扎儿而选尼籍的。我们看到这种情形，即停止了进行卡扎儿选籍工作，待将来局势稳定再说。这也是执行协定的一种情况。
     我们代表团在尼谈判时，受到尼方的招待，因为我在尼没有大使馆，住在尼方的国宾馆西达·礼瓦寺，这是尼国王修的王宫，有现代化（抽水马桶等）设备。
     西藏噶伦饶噶厦也是团员之一，但他不正式出面，只在我们团内部作咨询，作为我们与噶厦商讨对象。这表明我们这次中尼谈判是同西藏地方政府共同进行的。那次谈判我比较忙，每天主持与尼方外事秘书谈判后、先在潘大使处汇报一天谈的情况，研究下一次会谈内容与策略，秘书们（主要是李达南与伍仪瑜）整理了会谈纪录，草拟好向外交部请示的电报，经我修改后交潘大使签字发出。然后我再陪同藏文翻译与饶噶厦噶化会谈，也是通报情况、征求意见。那时我正当壮年，精力充沛，正好发挥积极性，多少也有点志得意满的情绪。因为是谈藏尼关系，潘大使完全放手，听取我的意见，有难决的问题请示外交部，因此，团内空气和谐，团结得好。这次谈判与中印谈判不同，中印谈判是在北京进行，由周总理亲自掌握，我不是主要谈判音，一切有外交部章汉夫主持，我是学习阶段。
     最令人头疼的是和国内外交部联系，尼泊尔没有电报局，我们自己也没带电台，一切请示、汇报的密码电报都送印度驻尼泊尔大使馆发送。尼泊尔所有内外的电讯及机构都掌握在印度使馆。当我们亟须请示外交部的指示时，印度使馆的电报局迟迟不送电报来，特别是在最后定稿需要国内批准才签字时，印度电报局竟押了几天，直等到我国庆前夕才送来回电。对此，我们和尼方都知道内情，尼政府也很着急，因为尼首相要等候协定签字后即去中国北京访问，签订这个协定是他同中国友好的一个重要见面礼。印度方面见大局已定，阻挠中尼友好已不可能，而由其下属在尼的电报局搞一些小动作，已属下策、我和塔帕自然明了其中拖延的道理，都非常不满印度的做法。我私下对塔帕说，我们的关系要严防有人破坏，他非常同意。
    3.中印协定执行情况
     中印协定经两国政府批准正式生效。执行协定结果，藏印间通商贸易往来有很大发展。亚东市场的具体位置是在下司马，原来极少印度商人，只有十来家尼泊尔商人从事印藏贸易。协定生效后到1959年初，下司马的印度座商（开店有货栈的）增加到267人，尼商增加到313人，过去印商从未去过的帕里，这时那里也有十余户印商约32人开店做生意了。
     在我川藏、青藏公路未正式通车前，中央政府进藏人员和西藏人民大量需要的日用品、衣着布匹、杂货等多数从印度运人。那时，西藏的一切旧制度不变，印、尼商利用我国尚未设立海关、银行、税务和工商管理机构的时机，不但获得超额利润，而且向开放市场以外地区大量走私手表等高级消费品。
     和平解放前，西藏主要出口羊毛等土特产换取印度的日用杂货工业品，每年平均进出口额约为三百万银元。解放后，藏印贸易大增，仅亚东下司马市场，自印度进口统计如下：
    1952年进口值 800万元（银元）
    1953年进口值 1,705万元
    1954年进口值 2,828万元
    1955年进口值 3,107万元
    1956年进口值 4,674万元
    1957年进口值 7,187万元
    1958（上半年）进口值 1,199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