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间，西藏外事处奉命正式通知驻拉萨的印度、尼泊尔两国总领事馆和不丹代表：“西藏地方政府在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分子的策动和支持下，撕毁和平解放西藏协议，发动叛乱，向中央机关、部队和军民进攻。中央政府一定要平定叛乱。这是中国内政，不容外来干涉。西藏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任何企图把西藏分裂出去的阴谋都将彻底失败”，并通知他们，为了保证两总领馆等人员的安全，他们可住进外事处准备的地方以便保护，否则发生意外，由他们负责。对侨民的安全，中国政府也将加以保护，但要他们守法。印度总领馆接到通知置之不理。它仍直接、间接地支持叛乱，如容许叛乱分子在领馆内躲避，逃脱解放军搜查，印总领馆私藏叛变分子枪支、弹药，其医院为叛乱分子医疗、救护，供给衣食住方便等。
    印度总领馆严重地干涉中国内政，违反国际法及惯例，露骨地支持西藏叛乱的阴谋。
     中印协定有效期为八年，定于1962年6月3日期满失效。中国外交部于1961年12月3日照会印度政府驻华大使馆，建议两国政府举行谈判，以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缔结一个新的通商和交通协定来代替原来的协定。印度政府不仅拒绝了这个友好的建议，而且无理的、恣意对中国进行恶意的指责和诬蔑，毫无根据地说，中国不履行协定的规定，并且把与旧协定无关的边界纠纷扯在一起，无端指责中国对印度的“侵略”，然后提出条件，只有“在中国扭转它过去几年所执行的侵略政策后”，才能进行谈判。
     印度这种完全颠倒是非、大国沙文主义的外交，是不值一驳的。事实是，自1959年以来，印度除向中国提出大片领土要求，并派军占领外，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公开表示同情支持西藏叛乱分子发动的武装叛乱，纵容他们在印度从事反对中国的活动。印度政府一直让西藏叛乱分子俨然以流亡政府的形式在印度活动。
     中国的建议遭到印度拒绝后，中印协定于1962年6月3日期满失效。这个时候，1961年到1962年正是印度政府采取“前进政策”，要以武力甚至战争来迫使中国政府接受其扩张领上要求的时期，中印协定继续与否，早已不在它考虑的议程上。这样，中国驻在印度的两个商务代表处就被迫撤退，而印度驻藏的三个商代处一直拖到当年9月才撤走。
     同时，印度对西藏开始实行禁运。从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印度驻锡金的政治专员处发出六次禁运通知。1959年4月禁止粮食出口到西藏，9月29日禁止钢铁制成品约21项出口，除非领有特别许可证，而这许可证主要是发给亲印的西藏贵族以为拉拢之用。10月禁止煤油和汽车零件出口。10月27日印度把对西藏的禁运分为三类：
    一、绝对禁止出口，包括汽车零件；
    二、要有许可证方能出口，包括水泥、汽油、煤油、农具。工具、糖、茶等；
    三、可以自由出口物品。
    1960年4月禁止所有木料出口。
     自西藏去锡金经营、驮运的商人、骡帮等，从1959年以后，它们经过锡金受到印度哨所、检查站及军警等百般刁难阻挡，甚至殴打、勒索、没收。
     1962年底，印度挑起全面边境战争后，藏印间一切交通来往完全被封锁，通商贸易全部断绝。印度政府企图用政治断绝、经济封锁的办法，使中国西藏陷入绝境。但这只是它主观的幻想。
     1956年川藏、青藏公路和新疆至阿里的新藏公路陆续通车，接着拉萨当雄机场建成，打开了西藏高原禁空，西藏和内地的交通联系日臻便利，印度通道已不再是西藏的唯一通道。它已逐渐退居次要地位。藏印贸易已为西藏与内地贸易所代替，而印度一大批靠与西藏通商赚钱的商人因印度的封锁而失业。印度原以为阿里地区必须依赖于印度的粮食。但是自新藏公路通车后，阿里当时共有二万余户居民，他们的粮食及日用品完全可由内地供应。印度的封锁，阿里的羊毛由政府收购，而印度北方邦靠阿里羊毛原料的手工业也就丧失原料而丧失了生计。可见印度政府对西藏断绝交通并封锁不是由于经济原因，而是宁愿受经济上的损失来达到政治目的，西藏叛乱失败，使其控制西藏的谋略失败采取的一种报复手段。
     断绝关系，封锁来往，中国政府并不像印度那样，采取以牙还牙政策。中印协定既然失效，按照规定的（如官方机构、换文中的4、6、7、8、12等项）双方各项权利，自然也予以废除。但在具体对待上，中国仍按照与一般建交国家的关系，处理印度在西藏的有关问题。印度拒绝了通商，但两国边民的传统贸易往来，特别是阿里与拉达克之间，印方无法禁止，中国政府仍许其来往。关于香客来藏朝圣，中国仍旧允许入境。
     印度对西藏禁运的政策，是自食其果的。1960年第一季度较1959年同期从印度进口减少了91％，从西藏出口大量减少。印度一大批从事印藏贸易的人失业了，亚东自然失去了过去热闹的景象，而作为从事印藏贸易的据点、中转站和仓库的岗拖也变得冷落萧条了。
    （摘自《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